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om - 手机访问 m.bookben.com--书本网【annie23】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问学余秋雨 自序 2009年09月25日17:19 我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国文化史。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第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第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第三，根据课堂录音出了这本书。 说起来，各个大学里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课程，我为什么要另开一门呢？理由是，一般大学里的这类课程，都力求规范化、均质化、平衡化，而我们的课程恰恰是想突破这一切，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这样一探讨，就牵涉到一系列文化理念，因此所有的课程似乎又变成了一门“文化哲学”。 这种探讨，还需要测试当代大学生在这方面的已有记忆。这不仅仅是在测试大学生，也是在测试中国文化，看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了后代的心。为此，我们的课程就要花费时间进行一次次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话题。 所有的话题都是我设计的。我故意把中国文化史的早期部分大大加重，因为我认为它们是全部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我故意在某几个古人身边反复流连，因为我认为他们是中华文化在不同时期的魂魄所在，至今还活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我又故意在某些漫长的历史走廊里快步走过，因为我认为那里的故事只属于故事，出于古代宫庭史官和现代说书艺人的谋生需要，不必让很多人长久记忆??这些话题设计，与我的著作《寻觅中华》有一种呼应关系。但是，活跃的课堂讨论就像一个磁场，把我这个当老师的深深迷醉了。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享受，主持这样的课程更是一种大享受。 每次课程结束之前，学生们都会随口问几个与课程无关的问题，大多是当下发生的事情，在网上产生了动静。我不上网，因此回答起来不必考虑别人意见，只单刀直入，数语相迎。这种由陌生感造成的痛快感，使学生们很高兴，于是就一直问下来了。我和学生们都觉得可以把这样的问答选一部分放到书里，因此读者们可以顺便看到全书最后的“闪问”。无论是“闪问”还是“闪答”，都是力求其快，在快中寻找直觉反应。直觉反应常常会出错，但我又相信，这部分很可能在全书中最受读者欢迎。 回想起来，这真是充满愉快的一年。年轻人的敏捷、轻松、好学，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增添了几分乐观。我曾经说过，在这之前，我的文化心态是比较悲观的。我遇到过太多的中国文化人，把极端当做深刻，把嫉妒当做正义，把诽谤当做评论，把挑唆当做舆论，致使文化的毁损机制远远超过了文化的创造机制。而且，我还分明看到，不少年轻人正在纷纷加入那种文化毁损机制，并参与对文化创造机制的围啄。通过这一年，我实实在在地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令人沮丧。我想，如果我眼前这些可爱的年轻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正面鼓励并产生集体从众效应，中国文化也许会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未来。 自从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之后，从第一个月开始，就有很多观众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有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得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青春美色与老旧话题连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吸引力，把您老人家也吸引住了。” 文化能够滋润生命，生命也能够滋润文化。中国文化，本应与更多的青春生命产生互动。 有很长时间没见到这些可爱的学生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吧？记得最后一课结束时我曾对他们说，今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而我又帮得上忙的，尽管来找我。他们笑着说，一定来找。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来找过我。我想，他们遇到的麻烦一定是少不了的，不来找，是因为懂事。 我很想念他们。 二○○九年八月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每当我在世界各地一个个伟大的废墟间看到文明殒灭的证据时，总是感到非常震撼。只要看到一次就能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能震撼十次，震撼的力度一点儿也不会减弱。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一种文明都有可能突然面临灭亡，而这种灭亡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 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可以设想一下，当侵略者进入一个国家，废除了这个国家的文字，类似祭司这样能够读懂文字的人很快也被遣散，随着他们的老去，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载就再也没人能读懂。于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一种文明，就此失去了“身份证”，成了一种不知道自己父母亲和子女在哪里的文明，这个人群的文化记忆也就从此消失了。 世界上如此多的古文明都灭亡了。有的遗迹还在，传承没有了；有的连遗迹也不多了，只剩下传说；有的连传说也没有了，失去了最终的记忆。这种情景既让人感到苍凉，又让人产生达观。天下匆匆，能留在历史上的事情是不多的，而且它们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因此，就产生了佛家和老庄对于历史的不在乎，甚至对于记忆的不在乎。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传承显豁，甚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大家知道，太琐碎的记忆，很容易导致记忆的失去。而且，我们的很多记忆往往是宫廷化、征战化的，与我们最看重的文化记忆有很大距离。因此，我们这次为时一年的讨论型课程，一开头就要设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 ‖王牧笛：我认为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开的，而且，诸子百家的记忆比神话传说要真实可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记忆应该起源于秦汉，因为中国真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还是道统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 ‖万小龙：我觉得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最初的文化记忆大多来自于物质，来自于生产生活，无论是半坡还是河姆渡，物质文明提供了记忆的可能，否则记忆怎么可能流传？ ‖王安安：我倒觉得，“文化”记忆并不一定要以物质为依据。早在那之前，我们的远古时代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它们才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开端。 ‖余秋雨：文化问题往往没有简单的是非。作为中华文明的子民有这样一种奢侈感：从不同的记忆起点出发，都会延续到我们脚下。能够讲这句话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多了。 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我赞成王安安同学的这个想法。其实，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如果给“神话”这个词更多的诗化定位，那么，那些主干性的神话故事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原型”，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渗入我们的文化DNA。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2）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但是，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哲学才能阐释的高度。我们国家的神话研究大多还没有抵达这个境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专门谈论一下这个问题。话说回来，对于我国多数传统型学者来说，神话只是一种浪漫的传说，缺少历史说服力。因此，大家都期待着切实的证据。他们希望，中华民族的记忆应该依凭着实实在在的生态资料和精神资料。刚才万小龙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是指生态资料；而王牧笛所说的诸子百家，是指精神资料。 那么我们也只能把安安设定的神话起点暂时搁置一下了，来看看多数文化学者心目中的文化记忆。 但是，文化记忆的获得，并不像万小龙和王牧笛设想的那么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我想在这里讲一段往事，说明一种文化记忆的被唤醒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情。 中华文明也曾经面临过差一点灭亡的时刻，最严重的一次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十九世纪晚期。也许有很多学者听到这种说###不同意，心想：当时还有那么多懂文言文的人，还有那么多热血的知识分子，中华文明怎么可能灭亡？但多少热血也没用，多少古文化也没用，当装水的盘子被敲碎了，水就会慢慢地漏光。当时的政局、当时的国土、当时的民心就像盘子一样出现了很大的裂缝，盘子里的文明之水眼看一点点地漏光。中国在与西方交手的过程中居然浑身散架，这几乎使每一个国民都大吃一惊。我们怎么会败得这么彻底，这么狼狈？一次次炮火、一次次流血、一次次惊人的结局、一次次屈辱的条约，中国似乎变得处处不如人。虽然中间也有很多英雄故事，但无法挽救整体上的江河日下。一开始是撕肝裂胆的痛苦，后来很快因为不断的失望而到了麻木的程度。 1900年，八国联军要攻进北京了。朝廷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国家只能靠乡间的巫术和蛮力来与西方文明周旋。而这些巫术与蛮力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真正力量，所以在寒冷、肮脏、混乱的北京、天津等地的街道胡同里，发生了一场场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追逐、打斗与围攻。由于民族感情的原因，对于这场混乱的评价，到现在还存有分歧，但是这场混乱的后果却可以想象：民族将不可收拾，文化将支离破碎。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得出了结论：中国没救了，中华文化没救了，它很可能像过去已经消亡的那些文化一样，夹带着高贵的怨气飘荡在云中，再也没有未来。 十九世纪末，在中华文明快要灭亡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信号：1899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个人，他发现了甲骨文。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这个人叫王懿荣，山东福山人，时任国子监祭酒，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门人。他生病了，于是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个药店里买药，在送来的药包里，他发现了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料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对这些文字非常敏感，于是他把北京中药店里的这种甲骨都收集了起来，有一千多块。他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遥远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种记录，这里有祖先的声音。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3） 2009年09月25日17:19 遥远的古人在行事之前，往往要卜问冥冥上天。卜问的方法是在乌龟壳或者动物的骨头上打洞，背面用火烤，然后根据裂纹的形状看事情的凶吉。在用火烤之前，已经有字刻在这些动物的甲骨上面，记录的内容大多类似于能不能和哪一个部落打仗、什么时候发兵为好等这样的问题。古人几乎天天占卜，大事小事都卜。这样通过甲骨的卜文，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许多情况，于是，这种甲骨就成为了打开遥远记忆的一扇最真实的门户。 王懿荣发现了这扇门户后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他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王懿荣当时还担任着另一个很紧迫的职位，叫做京师团练大臣。朝廷派他和义和团联系，同时处理关于防卫北京和抵抗八国联军的事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那些防卫性的最后职务，往往会交给一个文官。 这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关，与传统中国文化人的气节有关。此时的王懿荣被迫要用大量的精力去处理当时已经濒临沦陷的北京城的防务，并处理朝廷和义和团的关系。而那一千多块甲骨就只能安安静静地躺在他家的书房里，他没办法去梳理这个记忆，只能搁在那里。 1900年8月15日，也就是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他得到消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已经逃离了北京。作为一个负责防卫事务的长官，他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成为象征一个文明古国首都沦陷的道具，于是他选择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道路——自杀殉国。 他先是吞金，但这个山东大汉居然没死。然后他又服毒，但是他依然没有死去。于是他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法——投井，他的妻子和儿媳妇也跟着他一起投井了。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舍，最放不下的也许就是他书房里边的那一堆甲骨。他刚刚听到了祖先有关这个民族凶吉占卜的启示，还没有完全听懂，就没有时间了，决绝地走向了死亡。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这风雨飘摇、血迹斑斑的时刻，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启示这块土地：你们不该这样灭亡，你们应该去听一听童年的声音！此时的情景，中华民族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他会精神一振，想起有关自己生命的本原问题，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定会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民族当时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声，就来自甲骨文。 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灭亡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而当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远古的声音时，这种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童年的歌声传来时，武士们已断气多时。1839年玛雅文明被发现时，它已经灭亡几百年了；1871年特洛伊古城被发现时，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3000多年；1899年古代巴比伦文明被发现时，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已经灭绝了3000多年，这个时间和甲骨文被发现是同一年。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灭亡很久了。1900年，也就是王懿荣自杀的那一年，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发现，而这个文明在3600多年前就没能继续；再晚一点的1902年，当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这个文明也消失几千年了。 幸运的是，当中华民族童年的歌声传来的时候，这个文明还存在。 上天似乎担心我们听不懂甲骨文的声音，就在王懿荣自杀前不久，敦煌的藏经洞又被发现了。接二连三地让我们听到自己童年的声音、青年的声音，告诉我们这种文明命不该绝。正是这种歌声，重新唤起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 ‖王安安：刚才听到秋雨老师讲王懿荣的故事，我感到更多的是一种遗憾。王懿荣面对文化遗产和政治困局的时候，他选择了政治的责任，而没有选择文化的使命。我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数学家阿基米德在临死前，当古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请让我演算完最后一道题再杀死我。”如果是王懿荣，他会做出这种选择吗？ ‖余秋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确实太政治化，但是对于王懿荣这样的情况，我不赞成安安的意见。如果身处其间，我的选择一定会和王懿荣差不多。作为父母之邦的首都已经沦陷了，自己又担任着这座城市的防卫大臣，其间已经很难把文化单独析滤出来。因此，王懿荣的选择无法像阿基米德那么潇洒。如果王懿荣带着甲骨文远走高飞了，可能他会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就会对他的整体人格有另外一种看法，而人格也是文化。如果说得开脱一点，王懿荣之死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化仪式。学术很重要，但是一种关系民族荣辱存亡的学术一定要在某种整体气氛当中才能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王懿荣在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用生命投入了卜问，只是这次的卜问，他像一片甲骨一样折断了。 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以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来了。人们都忙着处理和列强的关系，忙着给朝廷找台阶下。王懿荣之死对于朝廷而言似乎很没面子，八国联军也不会说什么，老百姓更不了解内情，以为他只是朝廷的一个殉职官员而已，所以他很快就被埋没了。大家都忘记了他，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不仅仅是记住这个人，更要记住那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有一个结束中国学者生命的井台，以及井台附近窗子里边的那堆甲骨，就证明这个民族、这种文化，还没有灭亡。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王懿荣去世了，当时的北京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没有人来思考他留下的甲骨该怎么样处理。王懿荣的儿子叫王崇焕，他必须把这个家撑下去。王懿荣为官清廉，家里本来积蓄不多，在买甲骨的过程中又把值钱的东西典当掉了，他留给儿子真正的财富就是剩下的那一千多块甲骨。王崇焕本身不是甲骨研究者，他想把甲骨出让给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同时换取一定的生活经费。 第一人选是刘鹗，也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对王懿荣的死深感悲痛，他本来就想帮助王懿荣的家庭，正好有了这么个机会，他出一个好价钱将甲骨买过来。刘鹗是个文学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多方位的学者，对甲骨文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接过王懿荣留下的大多数甲骨以后，自己又从别的地方收购甲骨。最后在1903年，就是他的《老残游记》开始在报刊连载的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书——《铁云藏龟》。这本书是把王懿荣家的甲骨、他自己收集的其他甲骨拼在一起出版。按照中国过去的习惯，甲骨很可能变成宫廷收藏家庭私藏，但是刘鹗这么一来，全社会研究者可以共享了，这个贡献很大。而且，他经过研究已经做出判断，这是殷人的刀笔。这个判断尽管比较简单，但是非常重要，他把人们的目光准确地拉到了那个重要的时代。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五年以后，刘鹗还来不及做出更多的研究，他就被问罪了。问罪的罪名有两个，我认为第一个是把好事说成坏事，第二个是把没事说成有事。结果他被流放新疆，1909年，因脑溢血在新疆去世。不到十年，对甲骨文的发现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一功臣和第二功臣都死了。 ‖诸丛瑜：很奇怪，在金字塔发现的过程当中，考古学家也是接二连三地死去。据说古埃及的金字塔里有一个法老的咒语：“如果谁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必将降临到他的身上。”从1922年到1929年之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和他的团队前后有22个人都死于非命，那个神秘的咒语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好像还有一个玛雅文明的水晶头骨，研究者中好多人也会离奇地死去。 ‖余秋雨：对于这一批批伟大遗迹发现者的死，医学家们作了种种解释，却都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人。后来不断有各种新的说法，比较新的说法是这些考古学家遇到了特殊的辐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入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科学和很多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家呢，总是努力地要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个狮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似笑非笑？不知道。你能解答它吗？不知道。 那么，甲骨文也遇到了这样的情景。第一号、第二号人物很快死亡，而且我后面会讲到，甲骨文前期研究的最高峰——王国维先生也自杀了。在甲骨文的声音要出来之前的这个仪式性祭台上，虽然死的人似乎不是那么多，但是分量足够了，方式足够了，原因也都很神秘。王懿荣的死因是清楚的，但是他内心怎么想、他临终前怎么来与甲骨文的残片告别，我们不清楚；刘鹗的死因表面上也是清楚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奇怪的罪名会突然落在他身上，落到他身上以后会判那么重的罪，会流放到新疆，会得脑溢血？这也很神秘。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2） 2009年09月25日17:19 当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方面仍然要用科学思维去探索那些奥秘，另一方面还是要尊重天生的神秘性。只有在这两种力量的均衡之中，才能完成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文化体验。 《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不是靠已获得的结论，而是靠永远的悬念。别林斯基说，我们祖先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我们，我们也解决不了，只能交给后代，这种递交就是文学。文学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领域里来体验世界的神秘、人生的壮阔，来体验我们和祖先共同的苦恼惊慌、共同的精神连接。 刘鹗也死了，死得那么早、那么快，也留下了一堆甲骨。他的儿女亲家叫罗振玉（刘鹗的儿子刘大绅娶了罗振玉的女儿），是一个更大的学者。在学识上，他既超过了王懿荣也超过了刘鹗，而且超过很多。他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自己很杰出的贡献。罗振玉在刘鹗家里看到了很多甲骨，他快速地做出判断：王懿荣说这是占卜用的，刘鹗说这是殷人的刀笔，这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它在哪里出土的？因为只有知道在哪里出土，我们才会从整体上准确地判定它的时间和来龙去脉，以及它和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所以罗振玉密切地关注着甲骨真正的出土地。 现在说起来这很简单，但在当时却非常困难。因为甲骨已经被卖得很贵，很多古董商人为了防止别人争夺，千方百计地把出土地点当做了最重要的商业机密。回想起来，王懿荣出的价钱已经不低了，刘鹗钱多一点，收价也贵一点，罗振玉的钱更多，收价更贵，又有很多外国人开始介入，甲骨的价格就更高了。古董商人为了要垄断市场，编造了好几个地方，一会儿说河南汤阴，一会儿说河南卫辉。罗振玉还派自己家里的人去那考察过，刘大绅也去找过，但都没有找到。罗振玉知道这有问题，但是古董商们都定了行规，嘴都很严，谁都不说甲骨到底在哪里出土。后来，他终于从一个喝醉酒的古董商人嘴里听说，出土地好像是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的村庄。 对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来说，只要讲到安阳，他马上就会想到，那是洹水的所在地，由此又联想到《史记》和《史记正义》里面各种各样的记载。罗振玉已经感觉到，甲骨的出土地如果真是在安阳，真是在洹水边上，那么那很可能就是殷商的都城所在。他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先派自己的弟弟过去。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安阳的小屯村在罗振玉弟弟眼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王安安：刚才秋雨老师讲到，当时甲骨已经被炒得很热，价格非常高，中国人在收购，外国人也在收购，而这个地方又被古董商人保密着。所以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这个小屯村田地荒芜，大家不做别的事情，都在自己家后院或者田地里刨甲骨。我的眼前呈现出了一个个大坑，村民都在那挖掘着可以创收的宝贝。说不定还有的人已经在着手制作假的甲骨了。 ‖余秋雨：你的设想很合理，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在挖甲骨，不种地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例如地产所有者和甲骨挖掘者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械斗。一家人互相保密的情形也发生了。古董商人一来自然就有了集市，大家拿着自己挖掘的甲骨浩浩荡荡都去了，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的丈夫还有这一麻袋是我不知道的。最奇怪的是那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在大人已经刨过的地方，他再去挖，挖出一小片一小片的甲骨。甲骨不在于大小，而是在于里面文字的多寡和重要性，因此小孩也可能赚大钱。而且正像你所说的一样，开始出现了假甲骨。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3） 2009年09月25日17:19 罗振玉的弟弟一天可以收到一千多块甲骨，他后来送到罗振玉眼前的是一万多块。罗振玉对此，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理由很简单，一万多块甲骨，真的可以好好研究了；担忧的是现场被破坏了，一片狼藉。现场的破坏也就是一个与甲骨文有关的古代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可想而知。罗振玉下了决心，必须亲自去看看那个现场环境。1915年的3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我曾经讲过，历史上有一些悄悄的脚步会被人们记住。罗振玉那一天的脚步大概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高层次中国学者第一次来到田野考察的现场，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由于罗振玉的现场到达，甲骨文出现了一个背景性的拓展。它不再是文人书房里一片一片分散的、片段性的存在，而是变成一个整体气场。这个气场，就是殷墟所在地。 中国学者很长时间不到达现场而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这样一条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 “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 ‖万小龙：但我觉得，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 ‖余秋雨：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顾炎武也做过书斋学者，读过很多书，但后来，他把远行考察放到了前面。远行时也带一点书，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选了。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赶着牛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数万里考察时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中国文明在明代之后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除了顾炎武这样的特例，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声音，再也得不到大地的活力，那它当然就会在自以为是的系统里边慢慢地枯萎。 在安阳，一批伟大的文献就要出土。这批文献一直埋在地下，连孔子都没有读到过，连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孔子曾经多次设想过商代，在《诗经》里读到商代，但是他也不太清楚商代是怎么回事，只能踮起脚远远地仰望。至于司马迁的仰望，那就更遥远了。而现在，商代人占卜用的具体物件就在眼前。如果不做田野考察，我们最多是过去读书人的孑遗而已，但是一旦面对现场，情况就不一样了。 确定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并把它送达当代人的眼前，这是罗振玉的贡献。 罗振玉身边出现了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比罗振玉还要棒，这个人叫王国维。 王国维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留给我们一座巍峨的文化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学者，和许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样，也没有逃脱自杀的命运。一个王国维死了，而一个商代活了。当我们回味着中华古老文明的悠久记忆时，仍旧会对这位大学者的死良久沉思，想着想着，便想成了一部灰色的寓言。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4） 2009年09月25日17:19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11岁，他们早年的时候就认识，互相之间有比较深的交往。王国维对罗振玉和其他人收集的甲骨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然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1917年发表了一篇叫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论文。包括罗振玉在内的不少甲骨文研究者，大多着眼于解释字的含义与内容，而王国维则把甲骨文当做历史研究的资料。他在论文里证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里面所写的商代的谱系基本正确，是信史。当然，里面也有一些错误，王国维给予了纠正。 大家知道，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开创者，他创造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表述方式，其实是对于他之前历史的奠基性的叙述。这个奠基性的叙述在1917年被一个现代学者所鉴定，这个鉴定是司马迁自己当年都很想获得的。 王国维完成了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研究，这篇文章也可看做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起点。中国古代历史在缺少鉴定和证明的情况下延续了那么多年，最后终于从地下获得了鉴定和证明。所以在二十世纪前期，尽管兵荒马乱、生灵涂炭，中国学者却进入了一个特别让人感到骄傲的时代。他们用科学的方法，使我们古代的历史更可信、更可依赖了。这是一个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很矛盾的了不起的成就，似乎对中国的新生有一种预示。可是，正如我前面讲到的，王国维没有摆脱甲骨文大师共同经历过的悲惨命运。 1927年6月2日的早晨，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商讨教学事宜。之后他又向同事借了点钱，雇了辆洋车往颐和园方向驶去。十一点钟他进入园内，在石坊前坐一会儿后便漫步进入鱼藻轩，从怀中取出纸烟慢慢抽起来。烟尽火灭，他突然纵身跳向昆明湖。这位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就这样平静地走向死亡。王国维到底为什么死，永远也说不明白。似乎能够说明白的是他那篇短短的遗文，但是遗文好像也不能完全说得清楚。 我想从宏现上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三相结构”：社会现实发展得越来越糟糕，古代文物发现得越来越辉煌，中国学者却表现得越来越杰出。这“三相结构”有一种强烈的不一致。我们现在可以潇洒地来谈论它，可对王国维来说，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这个“三相结构”，这就非常难了。他对古代了解得太多太多，特别是当甲骨文发现以后，商代已经重重地压在他身上，再加上他的其他研究成果，已经使他艰于行走了，但脚下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混乱。大家可以设想，一个人肩上的包袱越来越沉重，而脚下的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狭窄，最后毁灭的只能是他的生命。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肩膀和自己的脚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后只能选择死亡。 我始终认为，甲骨文不是导致王国维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一定在他肩上增过重。 如果说王国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高贵的悲剧结构，那么他的好朋友罗振玉，却进入了一个怪诞的悲剧结构。罗振玉肩上的分量也很重，在尖锐的矛盾当中，他简单地选择了不矛盾，那就是选择“古”。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他就选择一个已经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复辟，到伪满洲国任职，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面文化旗帜。这等于造成了另外一种自杀。 你们看，当一个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声音说给当代大地听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牺牲者。牺牲的形态可能是悲壮的，比如像王懿荣；可能是窝囊的，比如像刘鹗；可能是无奈的，比如像王国维；也可能是怪诞的，比如像罗振玉。这些中国现代学者的生命，组合成了一种祭坛前的供奉。 第三课 古老王朝的归来（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1928年，也就是王国维死后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甲骨文大师们纷纷走上毁灭之途的时代结束了。当时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院长是蔡元培先生。中研院之下成立了一个历史语言所，这个所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殷墟，像李济、梁思永等著名的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殷墟考古中来，他们带来了国际规范，带来了现代考古学的严密规则。殷墟和甲骨文的研究，就从可歌可泣的祭奠阶段解放出来了。 这里我想询问，在你们想象当中，现代考古学在哪些方面会超过从王懿荣到王国维的以金石学为基础的甲骨文研究？ ‖王牧笛：比如说，一些技术手段和探测方式的变化会使得发掘更加便利，考古的范围和视野不断扩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像水下考古，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王安安：这一阶段的研究要更加规范，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上；还有就是注重国际交流，把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人类文明进行横向比较，这是从前所没有的。 ‖王秋实：另外，我觉得现代考古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像之前的个体行为。现在更多的是一个团队、一个组织进行某种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而且重视了对文物的保护。 ‖余秋雨：角度不一样，但每一点几乎都讲对了。第一，科技手段和组织力量的介入使得大规模的场地开挖成为可能，之前靠几个学者根本完成不了这项工作，你再有钱也就是多买几片甲骨而已。第二，由此可以从地质分析判断文化形态，从而就能更好地确定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整体生态状况。第三，从此他们的每一个发现都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国际考古学上任何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又快速地被运用。这就和我们前面说的几位大师级的甲骨文研究者完全不一样了。 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蔡元培给当时驻守河南的冯玉祥打电话，请他派兵来保护整个殷墟和发掘现场，然后就是一批批现代考古学者的进入。从1928年到1937年，以中央研究院的团队进行的大规模挖掘有十五次。193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终于挖掘出了甲骨窖，或者说甲骨坑YH127号。这就了不得了，因为这可能是古人类文化史上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这个档案库如果仍然放在小屯村处理，就会有很多麻烦。因为量实在太大，又在贫瘠的野外，研究人员和科学设备不可能集中那么多，条件很成问题。所以必须装火车，运到南京。运送的那一天似乎发生了一点情况，我看到过一篇资料，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那是用平静的语言记述的—— 正当甲骨坑YH127整个用吊车打包，要运到安阳火车站的时候，殷墟边上的洹河突然升起了一股白气，白气升到天上以后变成白云，白云变成乌云，这个乌云就随着这个运输的车，一直到安阳火车站。接着下起倾盆大雨，这个大雨，就落在木箱子上。 如果这个记述是真的，诸位听下来有什么感觉？ ‖金子：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古老文明咒语的一个印证。就像法老的陵墓，任何打扰他安宁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厄运。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去保持它的神秘感，而因为神秘，所以伟大。 ‖王安安：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这种神秘主义的比附。一个乌云就是什么冥冥之中的某种天意，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可信。但是这又提醒我们，应该对历史和传统保持一种敬畏。尤其是面对文化传承之根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 第三课 古老王朝的归来（2）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我赞成王安安说的不要过于沉溺于灵异现象，应该洗去乌云和白云里的具体象征，因为这样会使文化变成巫术。但是有一点可以保留，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懿荣之死、刘鹗之死、王国维之死，白气直至瓢泼大雨一直随YH127号甲骨坑跟到火车站的这种情景，都让我们从平庸的文化现实生活中超拔出来，只有这种超拔才能使我们面对真正的伟大。否则我们的文化态度可能就过于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了，其实我们真正懂得的有多少呢？ 前面我们谈到过，在1899年，几乎是在甲骨文被发现的同时，敦煌藏经洞也被发现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带到西方去了，被研究，被展览，被很好地保存。现在我们可以在西方博物馆里面看到敦煌藏经洞里的好多藏品。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这些文物，是让西方考古学家带走好，还是应该让它们留在兵荒马乱的国内？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矛盾。我并不把他们看成一般意义的强盗，他们有能力研究保存；但是这毕竟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祖先最后的遗留。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如果我早生几十年，我会在沙漠里把他们的车拦住，把骆驼队拦住，和这些人辩论。如果他们被我说服了，就把文物留下来。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麻烦了，我能把车拉到哪里去呢？拉到南京？拉到北京？这很难。也有车拉过，一路上这儿丢掉一些，那儿又偷去一些，结果稀稀落落，不成样子。如果拉到西方去，我又觉得于心不忍，因为这片大地难以真切地听到祖先发给我们的声音。所以我说，拦下了车只能让它停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王牧笛：我觉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的视角。文化可能是无疆界的，但是民族却是有界可循。我会选择让这些文物留下来。我相信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能力，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东西，如果说这些文物能够留在他们的身边，凭借天然的语言优势和文化敏感，我想他们会做得更好。 ‖诸丛瑜：我想如果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到了国外，它们可能会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符号，难以改变这个民族文化记忆的消散。 ‖王安安：我的观点和两位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文物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当 时兵荒马乱，容不下一方宁静的庭院组织大规模的研究，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沦为高官的私藏，最后就不知所归，这样的话，不如拉到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 ‖王牧笛：我觉得从十九世纪末走出来的这批中国传统文人，他们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学有足够的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破读敦煌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必须将这些文化人组织起来，并且要能够确保这些历史遗存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就需要国家的介入。其实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是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如果这些文物留在国内，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破读。 ‖王安安：文化人有这样的自觉，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王秋实：我一直坚持历史不可以假设。我们所面临的境地永远都是非常复杂的，永远都不是选A或者是选B这样简单的选择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刚才牧笛师兄说到的，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国家的视角，我们希望文化学者可以以文化的视角来把这些文物当做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来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时，我们也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保有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这两种维度。 ‖余秋雨：我在这里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一直被我们忽视的精神高点：两难结构。如果没有两难结构，人类就会因为缺少深刻的选择而变得浅薄。 两难之所以难，是因为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是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黑格尔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后来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中的选择学说，我认为正是发端于黑格尔的这种两难结构理论，只不过黑格尔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无奈，而萨特则表现出一种洞悉生存秘密后的主动。我本人，因接受了这种两难结构和选择学说，在哲学观念和艺术观念上产生一种脱胎换骨般的新生。 然而，天下的事情未必都像萨特所说的那样具有主动选择的权力。对于当年的中国学者来说，很多选择不能由他们自己作出，他们只能在别人选择的夹缝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是默默地显示着人类唯一留存至今的古文明的子民，还有能力读解祖先，还保存着自我研究的能力，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快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后代的我们，要对他们心怀感激。 第四课 文明的胎记（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对于第一个文化记忆——有关商代的文化记忆，我们差不多讲了一个月。而且，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讲记忆本身的内容，而是努力梳理一种文化记忆被唤醒的艰难性。请注意，在一般意义上讲点历史事件和古老话语，并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文化记忆的唤醒，倒很可能是一种催眠。文化是全民族的一种沉淀，如要唤醒必然翻江倒海，甚至会把试图唤醒者也卷落其间。由此可见，文化实在是兜底的大事，与人人相关，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实际上却险峻万状。可谓“一脉之颤，十方震动”。这个意思可能超越任何以前对文化的理解，因此我要花费那么多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稍稍一窥被唤醒的文化记忆的内容了。 先要问一问大家，你们有谁是河南人？如果不是，那么，有没有到过河南？ （现场学生一一表示，自己既不是河南人，也没有到过河南。） 必须承认，在中国文化史上，河南的地位非常重要。不管是更早的商丘还是现在讲的安阳。商之前，要寻找夏的痕迹，大概也离不开河南。如果要对商前期的都城做进一步了解，那么，郑州的商代城，很容易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总之，中国文化的早期记忆，都和河南密切相关。 你们都不是河南人，也没有在河南落过脚，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有趣了。我要问：你们对商代有什么印象？ ‖王牧笛：商代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似神似鬼的朝代。我了解商代是通过一些艺术品，可能那时的人不认为那是艺术品，但是今天看来很有艺术价值。很多艺术作品上面的纹路，都有宗教色彩，比如在一些玉器上出现的飞鸟，就是图腾的象征。商代器物上的线条没有具体的一条龙或一只鸟，而是比较抽象的符号。它的器物主要是礼器和祭器，比较有威慑力，有一种明丽之美。 ‖金子：一提起商代，我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两样东西——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可以说青铜器构成了我对商代的核心理解。 ‖丛治辰：在我所学的商史当中也充斥着商人的战争、杀戮和骄淫奢侈的生活，仿佛就是这些导致了商朝的灭亡。而我更看重商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对美的追求。他们的艺术风格，比今天更加飘逸，更加 有想象力。 ‖王秋实：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商朝代表性器物是两种，一种是青铜器，另外一种是玉器。青铜器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酒器，另外一个是祭器，就是那些鼎。司母戊大方鼎体现了商朝高度的文化水准和铸造艺术，我觉得这是留给当代人最深刻的文化记忆。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很久的，非常丰富的甲骨宝藏。 ‖王安安：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对比是否牵强：我看过古罗马展，我觉得商代有点像古罗马的感觉。它的骄奢淫逸也好，它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也好，它的喜好征战，它的奴隶制度和《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是很阳刚的一种气质，非常硬朗，非常强悍。 ‖余秋雨：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代在世界古文明中已经在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第一，天象观察的系统性和精确性。《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先生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始终是一个对天文历法研究最系统、最精确的国度。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是从商代开始的。欧洲比较完善的现代天文历法，有很多是与航海连在一起的。我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考察的时候，发现哥伦布等人在出发前做了很多准备，大多与天文观察相联系，他们出发后的实地观察又使天文研究大为发展。但是，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从远古开始就要看天种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发达。商代，已经用完整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课 文明的****（2） 2009年09月25日17:19 第二，商代在铸造青铜器方面成就卓著。我们一方面知道商代青铜器有一种惊人的美丽和雄伟，另一方面，从甲骨文留下的占卜资料看，商代在冶金材料的选择和冶炼方面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第三是农业，特别是农作物的播种技术。畜牧业、打猎、渔业等方面也都在卜辞中有大量记载，完整地呈现出一种“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 还有让人惊讶的医学。现代科学家从卜辞里研究发现，外科、内科、五官科、妇科、小儿科、传染病的一些基本项目在商代基本都具备了，针灸也已经很发达。 还有，商代已经有了像模像样、比较完整的教育事业，外面的人也到殷地来读书，有很多这样的记载。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商文化的辐射相当可观：北至辽，东至海，西至甘陇川即现在甘肃四川这一带，南面一直到洞庭湖和鄱阳湖。世界其他古文明在面积上都远远比不上商代。比如埃及，沿尼罗河的上埃及和下埃及加在一起，再把巴比伦文明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文明的那块星月形的土地连在一起，再把印度河和恒河文明加在一起，地域总和大概也不到商文明的十分之一。 正如在座各位感觉的那样，商朝也是一个凶猛的朝代，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文明高度成熟并突飞猛进的朝代。商代存在很多让现代人不可忍受的残忍，你们如果去看安阳的殷墟博物馆，会看到有一些骨骸的人为分离。文明常常要靠不文明的手段才能建立，但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而没有沦为野蛮，又必然有一种自我控制的力量。我们以后要讲到的诸子百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管理和文明走向的谈论，都与此有关。 商代的文化记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提供了诸子百家思考的资源。而且，其中有一些资源一直没有中断。正是商代这些基本资源的延续性，决定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可理解性。 在二十世纪，重见天日的商代文明给我们送来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当然不是当时的科技、经济、政治。这些即使再杰出，也早已被超越。永远无法被超越，而且永远具有当下价值的，是经过时代筛选后的美学成果。这就是美的独特力量。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商代青铜器和玉器的结构、形式、图案，显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审美开端。乍一看，我们可以模仿、复制它们，甚至很逼真，但仔细一想，那是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的原创，那么奇幻，又那么单纯。在想象力和天真性上完全无法模仿和复制。这不能不让我们在自豪之余产生惶恐。 长期以来，国内外历史学家总是把物质进步、思想进步看成是一个时代的归结。其实，最终具有归结意义的是审美结构。也就是说，真、善、美这三元组合，以美为归结。这是我们所主张的“审美历史学”。美不是历史的点缀，而是历史的概括。这样的观点当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我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讲几课。今天只能浅尝辄止，大家只需明白，商代历史的归结是青铜器和玉器，就像唐代历史的归结是唐诗，或者说，欧洲好几个历史阶段的归结是希腊神话，是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而不是那些军事政治强人。 迄今为止，如果说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审美图像系列有一个奠基处，那就是商代。有时在国外看到人们总喜欢用戏剧脸谱代表中国人的审美图像，我心里很着急，尽管我是戏剧研究者，但总觉得应该大大往前。 第四课 文明的****（3） 2009年09月25日17:19 商代的青铜器单就其形体和比例就会让后代许许多多的艺术设计师汗颜。 透过青铜器的线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拘小节的群体；透过青铜器的比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一切都要求安顿得恰到好处的社会结构。只有在这种群体心理沉淀中，青铜器才会那么得体，那么大气，那么精美。 这里特别需要给大家引入一个符号——饕餮纹。这个符号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青铜器里大量已经成为模式的图案，是由一种凶猛、贪婪的野兽头部提炼出来的。当它提炼出来之后还保持着线条的威猛、狰狞，但已经变成图案了，成为当时文化共性的基本图像。 饕餮纹后来慢慢地离开凶猛、贪婪的原始形态，变得越来越抽象，但线条的力度始终保存，这有点惊人。它的不再贪婪，不再凶猛，按照美学上的说法就叫“积淀”了，内容积淀成形式。我们习惯讲“内容决定形式”，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形式的价值可能会更高，因为它对于复杂的内容有一种收纳能力。饕餮纹积淀了一个残酷而艰难的血与火的时代。饕餮纹使商代由伟大走向美丽，并用一种形式保存住了伟大和美丽。 除了饕餮纹，我们还要说一说甲骨文里展现的另一种审美形式，那就是书法。甲骨文不是最原始的文字，是文字比较成熟的形态。像半坡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里的一些象形符号，比甲骨文古老很多。对比一看就能发现，甲骨文已经进行过长时间的提炼了。 甲骨文里的象形文字与埃及卢克索太阳神庙廊柱里的象形文字区别很大。甲骨文的象形文字，是高度进化了的象形文字。它摆脱了埃及早期象形文字那样对自然物种的直接描摹功能，而是全部线条化了。线条又经过简化、净化，变成一种具有抽象度的通用符号。但是，文字除了实用意义之外还有审美意义，就是要求每一个字拿出来都好看。这个时候，早期的书法家出现了。这是除了饕餮纹之外，商代审美的第二重点，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起点。 商代的第三个美学贡献，是“美”的概念的正式确立。在甲骨文里，第一次出现了“美”字。从象形的角度解释，我们古人比较讲究物质，羊大了就觉得美，但是许慎作了补充，这个“美”字里面包含着“甘”字的含义。这就由物态上升到味态，由体量上升到风味了。现在一些学者，包括我的朋友萧兵先生提出“美”字的组合不是“羊”、“大”，而是“羊”、“人”。那就是“羊人为美”，即羊和人连在一起为美，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进入到了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古希腊有羊人剧，古人最早进行表演的时候往往模仿动物的形象，羊是人最喜欢模仿的一种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字里，这个“美”字，一定也是和当时舞蹈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舞者，在当时就是巫。如果看看和商代同时代的三星堆遗址，就可以知道古人的舞蹈是怎么回事，知道把模仿动物的人形作为美是多么自然。 商代完整地创造了“美”字，而且不久之后，中国的智者们已经把它和“善”分开来讨论了，叫尽善尽美。“美”字有了一种独立的关照，这就了不得。加上前面讲到的饕餮纹和甲骨文书法，商代在审美意义上已经开拓得比较完整。 总之，在我最看重的审美图像系列上，商代有资格、有资本作为我们的首度记忆。 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讲过了商代的文化记忆，接下来应该让我们的视线投向何处？毫无疑问，是诸子百家。中华文化从强悍的美丽，走向浓郁的智慧。这是必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再强悍、再美丽，也得不到精神升华，缺少穿透历史的力量。 说到诸子百家，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诸子百家，但其中每一“家”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却都不太清楚，至多只了解一点只言片语。在人们的记忆中，比较清晰的可能只有被看做是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这就触摸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教育界共同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应该记住百家的热闹，还是应该记住热闹之后执掌门庭的那一家？ ‖王牧笛：每每想到我们的祖先在古老的星空下，纵横五百年间，对社会、人生、哲学、道德做出过如此积极、广泛、深入的探讨，我都觉得很感动。“百家争鸣”的热闹状态反映的是我们祖先积极、睿智、勇敢，对未来充满希望，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值得我们后辈子孙永永远远地记忆。 ‖王安安：我觉得比起历史选择的结果来，记忆当时热闹的状况更重要，因为我觉得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的民族缺少了很多当时的全方位激情，以及当时百家争鸣带来的多元思维方式。对于逐渐走向墨守成规的后代来说，记忆那种古老的热闹、那种创造的激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种记忆、这种激情，让我们不仅可以继承优秀的结果，更可以继续创造状态。 ‖金子：百家中的儒家自从汉代以后就成为封建统治倚重的哲学流派，对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我们当然也要重点记住经过历史筛选、作为热闹的精华流传下来的儒家。 ‖余秋雨：历史像一片原野，有很多水脉灌溉着它。有很多水脉中断了，枯竭了，只有一道水脉贯穿长远。我们不能说，最好的水就是最后的水，更不能把后来渐渐消失的水当做从不存在。在精神领域，不能那么势利。 我们只能认为，由于历史的选择，儒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祖祖辈辈都在这种影响下过日子，所以值得记忆。 就像选择一个单位的长官，当选者也许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是他管理多年，这个单位的发展就和他的思维有关了，这个人也因而值得关注。那些出局的人可能比他更有才，只是对这个单位的影响不大而已。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就像小学快毕业的孩子们一样，有着一番唧唧喳喳的无限可能，其中很多人长大后会成为普通民众，但也会有人成就一番大事。但他们如果失去了少年人本该拥有的单纯和热情，也就失去了群体性的优秀，更不会有什么变得特别杰出，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青春。 我对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极其神往，就像我永远牢记着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在那样的时光中，每一个小伙伴都是一种笑声、一种奇迹，甚至也是我少年时代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总是记住那几个后来“成功”的人？如果仅仅这样记忆，是对少年时代的倒逆性肢解。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还想用果园来比喻。不错，就像一座果园，如果通过科学的分析，一定可以挑选出最好的品种，应用最合适的授粉方式，使水果的产量最高，质量最佳。但是谁都明白，果园真正的黄金时代，却是百花齐放、百蝶纷飞的春天。 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2） 2009年09月25日17:19 不错，人们可以在恒温的实验室里选出最佳的品种类型、最佳的授粉方式，然后在一个封闭的暖棚里用精确的滴灌技术快速培植，但这是销售者们的机智，对于大地来说，却少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果园，少了一个阳光烂漫的春天。 又譬如一条大河，下游一定平静而从容，但它在形成之初，却是由千万小溪翻腾、倾注、汇集在一起的。任何一条大河，如果没有热闹的上游，也就不会拥有壮阔的下游。 因此在选择文化记忆的时候，也一定不能遗忘平静前的喧闹。作为后代子孙，我们可以永远为之骄傲的是，在那个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享受过如此难能可贵的思想自由，并且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思想成果。 所以我对大家有一个提议：在记忆儒家的同时，也去亲近一下曾经同时出现在中国思想高地上的诸子百家。它们与儒家的异同，给中国人开拓了很多精神上的可能性。设想这种可能性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例如，儒家过于强调家族伦理的特点对于门阀政治的泛滥起到过不小的负面作用，那么，如果法家不要那么强悍，历史会不会改变选择，而一旦改变，又会怎么样呢？或者，如果道家更积极有为一点，却仍然比儒家更尊重自然，更超越官场，而历史又选择了它，会怎么样呢？ 有一种说法，叫“历史不可假设”，这是疲惫无奈的“既成历史学”；如果从“创建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窝囊的。 只有尊重多种假设，才能尊重百家争鸣时代的勃勃生命力。 尽管后代思想界也曾有过争论，但百家争鸣的古老的热闹却再也没有重现。那份热闹似乎已经永远地消失在中国的精神领域中，成为了一种极其遥远的美好，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惆怅。更令人遗憾的是，此后的国人逐渐产生一种思维惯性，那就是对任何问题的单一化判断和选择。 现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单一化的思维习惯仍然渗透四处。例如，许多读者经常会请我推荐一本最好的书给他们，我说值得读的好书很多，而他们自己的需要又都不相同，无法“推荐一本”，但他们对我的这种回答觉得沮丧。大家已经习惯选择后的独尊，而不再向往选择过程中的无限。这就违背了我们的祖先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体现出的多元共生、互相依存、二律悖反、阴阳互补的风姿，真是可惜。 选择是一种兼容并包、各取其长，而不是你死我活、只求一赢。文化的选择，更应如此。 ‖万小龙：据我了解，本来在汉朝初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后来汉武帝即位，由于他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所以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就显然很“与时俱进”了。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问策。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所以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儒术从此逐渐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余秋雨：我们文化学术界的主流思维是继承既成传统，认为那就是“国情”。但是，百家争鸣的景象确确实实地出现过，而且正是出现在这片国土上，这难道不是国情吗？ 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3） 2009年09月25日17:19 我在备课的时候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在今天的课程中给你们一代留下一个关于百家争鸣时代的深刻印象。人类最深刻的印象，首先总是作用于视觉，因此我从世界坐标出发，找了一幅画，那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对于从古希腊开始的百家争鸣的想象，可能对我们加深印象很有帮助。 欧洲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欧洲文艺复兴起源地佛罗伦萨（Florence）的统治者麦第奇家族（the Medici Family）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就开始频频提到雅典学院时代的学术气氛，并且建立了模拟性的柏拉图学院（Plato Academy）。 《雅典学院》中出现了很多学者。站在中心部位、右手指天的是柏拉图，他的左边是学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古典哲学的两大流派。两人的周围围绕着很多学者，倾听他们激昂的辩论。也有人在台阶上旁若无人地独自研究，后面巨大拱形柱的左右两座浮雕，分别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画面上这些人从不同方向进行着平等的、创造性的思考，实在让人振奋。始于十四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靠的不是仅仅复兴一个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而是对欧洲整体思维水平和自由精神的全面复兴。因此，拉斐尔在这幅画中又加进了不少雅典之外的精神巨匠，而且延伸到后代。他甚至把自己也画进去了，表现出自己对于这一脉精神的参与。 看了这幅画，从视觉上领略了这种情景，我们可以回到“国情”之上了。与雅典学院的创办几乎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个类似的学术机构，叫稷下学宫。稷下是齐国都城一座城门的名字，究竟是南门还是西南门，有待继续考证。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以地名命名，创办时间接近，运行方式也相差无几。可见，在我们的土地上，也曾经出现过《雅典学院》那种令人感动的景象。 中外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团体，如武士团体、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好汉团体，等等。但是真正让人类高贵起来的，是这样的学术团体。在这里我很想停留一下，讨论几句。大家怎样看待这种东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的巧合呢？ ‖王牧笛：雅典学院和稷下学宫并存的时期，正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在时间纬度上构成了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某种暗合。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早期，或者说青少年时期，对话和辩论要比独白更具感染力。雅典学院式的学术共同体的组建，或者说学术组团的这种辩论的方式，可能激发出个体对一个事物的多重面向的考虑，这比对事物的单层面向的考虑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余秋雨：你讲得很对。当时人类智能迸发，但有很多杰出的思考者还难于进行完全独立的思考，因为他们缺少思想资源，更不知道前后左右、正面反面的逻辑框范。因此，在人类思维的奠基阶段，一定是渴求互砺互淬的，并在互砺互淬中找到思考的基点，找到与别人不同的自己。 一个精神成熟的民族，一定要经历一个这样智能聚会的阶段。假若没有，仅仅凭着各自的想法分头痴想，就一定会陷入低层次的重复之中。 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4） 2009年09月25日17:19 当然，这也是社会历史的需要，像是巨石崩裂，乌云散去，黑夜结束，人类从物质的提升进入到心灵的觉悟。这种情景，让我想起罗丹的雕塑《青铜时代》：一个男子，瘦精精地苏醒了，夜雾不再遮盖自己，于是舒展自己的青春身躯。我还想继续听听你们对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的感觉。 ‖万小龙：我觉得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都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就是原有社会权力形态开始逐渐松动、解体，我们的祖先开始挣脱蒙昧的束缚、权力的压抑，用理性自由地重新思考自然、社会、自身。一时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片欣欣向荣的少年气象。但当后来社会权力再次建立、稳固、强大起来后，就对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压抑。政治权力选择了保留某种文化记忆，尽管这种选择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王安安：我突然想起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少年的时代是诗歌的时代，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小说的时代，老年就变成散文的时代。”我认为，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都是人类在少年时代的一个共同的表现，虽说两者的空间距离非常遥远，但同属于人类的诗歌时代，同属于人类思想初开时具有浓厚兴趣和表达欲望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给人一种直观的审美的怀念和追想，令人感动、鼓舞。 ‖金子：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下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热闹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热闹跟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一样吗？为什么我们对现在很多方面的热闹持否定态度，而对那种古老的热闹却不拒绝肯定呢？ ‖余秋雨：金子的问题很好。今天的热闹和古老的热闹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言论的质量。那个时代的齐国在经济上相当繁荣，政府给稷下学宫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并赋予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学者针对时政的褒贬，政府一概不予追究。稷下学宫在齐国的功能，既是智库，又是学堂，还是一个交流思想文化的场所。当时的高级智能人才如果想立身扬名，要么去做官，要么就去稷下学宫做学者。但是，更令人向往的是做稷下学者。这里每位学者的人格和思想都会获得充分的尊重，因此也就有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在稷下学宫的众多学者中，名声最大的是孟子，但实际影响最大的是荀子，荀子晚年曾三次成为学宫的“祭酒”，也就是主持者。 比较起来，我们今天拥有多种媒体，发言更加方便，为什么在质量上远远比不上稷下学宫呢？主要原因是，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是一种经过严格选择的高等级发言。而我们今天媒体间的发言，却没有这种选择。大家也许要问，既然我们主张言论自由、人格平等，为什么要分等级呢？稷下学宫的回答是，不同人群的言论自由，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空间。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空间都可以任意放言，才叫言论自由。即便是关系众人利益的政治言论，也要通过自己的不同代表者在不同空间表述。 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现代误会，至今还有很多人沉迷其间。这就像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挤到北大来；大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很难在学术文化上与大学教授对话。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社会区隔，在今天常常会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乱。在“文革”中，有一个“考教授”的运动，很多造反派狂徒拿着《学生小字典》来揭露国学大师的“读音不准”，或批判医学泰斗不会打针。我本人前几年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个文化等级不高的人也用“揭露”式的气势硬要与我讨论他非常不熟悉的古典词语问题、地理历史问题，甚至戏曲史问题，全国一百多家报纸转载报道，港台方面也热了一阵，我却无言以对。因为一旦与他“讨论”起来，我就必须在知识上回到自己草昧未明的年岁，却又要装出吵架的姿势，会让我的读者伤心。 良莠不齐的发言混杂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能胶着成一团，那么结果一定是精英被淘汰，这种现象叫“精英淘汰制”。平静、理性的高层思维一旦陷入这种吵闹的市场，在现场说服力上一定比不了杂乱无章、大红大绿的庸俗表演。广场辩论的时候，高嗓门一定胜利，安安静静的逻辑高度一定被埋没、被遗忘。这种现象叫“广场哲学”。我们并不赞同限制言论，但一定要区分发言的等级，一定要在卡拉OK、文字戏谑的狂潮中救出真正的贝多芬、海明威。否则，无数高分贝的假贝多芬必然会掩盖真正的贝多芬，无数善于造势的假海明威必然会盖过真正的海明威。 除了言论的质量等级外，稷下学宫超越今天言论的第二个关键，是在于思想上开山立派的原创气魄。那是在漫漫思维荒原上堆出的第一座山、掘出的第一条沟。用现在的语言描述，他们的思想具有宏大构架的开拓性和创造性。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热闹，往往是人云亦云，随声起哄，硬撑支派，伪造深刻。当然，历史不能重复，过去的原创条件到后世已经不再具备，这可能也是人类在精神上越来越平庸的原因。 针对这两个方面，我们在无奈之中也可以有所作为。在今后，国民素质的提高，应该表现在大家对于精神等级的承认、梳理和守护，表现在大家对于高层思考者的尊重、保护和礼让。而作为那些真正有责任感的高层思考者，一定要固守崇高的文化节操，以自身的人格维护创造的尊严。如果我们的民众开始具有辨别力，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拥有创造力，那么，一个新文化的黄金时代将会降临。 第六课 人类文明的早期分工（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西方哲学家称之为“轴心时代”。东西方几大文明共同进入一个创造性思维集体迸发的时代，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共同承担了人类的首度思维大分工。这个人类思想史上的神奇时代，充满了惊人的巧合。我为了让大家对中国文化史的思考拓宽到世界视野之中，因此还希望大家在那个时代稍作停留。记得牧笛前两次讨论时曾经提起过“轴心时代”，那还是由你开头吧。 ‖王牧笛：我在课外做过一些准备，弄清了一些概念。“轴心时代”这个说法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 ‖王安安：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些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在轴心时代的先哲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指导。 ‖余秋雨：“轴心时代”，英文是Axial Age。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对全部人类文化史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年代。这个年代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前后两百多年，不太短，但放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却不算长。正是这个不算长的年代，左右着人类的整体精神历程。 雅斯贝尔斯对于轴心时代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希望大家能记住。他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在人类奠定精神基础和伟大事业中，我们的祖先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是主角之一。不过有两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心头。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不同地区的人类群体不约而同地进入一个创造力迸发的时代？在我印象中，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的年代靠得很近，孟子、庄子、亚里士多德等人靠得更近。这么多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问题或许更有趣：为什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开天辟地，而后代子孙那么多年后还只能追随他们，却没有能够超越？为什么人类最精彩的思想创造，集中完成在二千五百年前？对此，你们怎么看？ ‖万小龙：雅斯贝尔斯探讨“轴心时代”的时候，还有一个辅助的命题，那就是古印度、古希腊、中国古文明都是独立发生发展出来的，彼此之间没有相互交流和影响。这让我觉得更加奇妙。对于这种奇迹，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历史的偶然，我不相信历史有那么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在那里面。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有时候接受一点偶然性也许意味着更客观的分析视角。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关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后人没有办法超越前辈的创造，一直在追寻先人的脚步？我觉得，原因跟先人创造的学问的性质本身有关。他们思考更多的是哲学、艺术、宗教，而不是科学。科学的发现可以因为工具的进步而不断被超越被改写，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扩充，展现了一部不断进步的科学史。而哲学、艺术、宗教却属于另一个范畴，和人类工具的进步、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后人未必能超越前辈。 第六课 人类文明的早期分工（2） 2009年09月25日17:19 ‖王安安：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工艺和艺术之间的区别一样：艺术是可以具有不可超越的、永不磨灭的魅力和力量，而工艺却绝无可能占领永恒的制高点。因为艺术是偶然性的、创造性的，而工艺是可传承的、不断进步的。我觉得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就可以类比为工艺和艺术的关系。 ‖余秋雨：你们两位的意见我可能不赞成。千万不要把轴心时代和********的差别，看成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固然，哲学、艺术、宗教，在轴心时代已获得惊人发展，以后的发展是轴心时代建立的精神基础的衍生。科学其实也是如此，虽然看起来成熟于近代和现代，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现代物理学的许多规则，与《周易》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暗合。总之，轴心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关系，是上下垂直型的，而不是横向分割型的。 ‖诸丛瑜：我认为这种不可超越性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前人做了一些框架的东西，划分了构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框架、这个天地当中去做事情。哲学、艺术、宗教，则没有可重复的实验可以检验其对错的，不像科学那样，今后更接近事实、更理性的理论，可以有力、彻底地否定前人。 ‖金子：我倾向于一种神秘主义的理解。可能在冥冥之中，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空间上遥不可及的几个地方的人都走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同时开始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摆脱蒙昧，驾驭尚未成熟的理性驱驰于广袤无边的思维宇宙。我怀念那个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迸发的时代，因为这种童年的生命力是无法被超越的。知识确实可以不断积累，但是那种新鲜的生命力是很难被超越的，那种新奇喜悦的力量是很难再出现的。 ‖余秋雨：说得不错。面对轴心时代，我们会突然发现自身的渺小。我们没有能力解释这一切，也无法超越那些看似童年又是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辉煌的思维。 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它记住。记住，要放在解释之前。解释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就像一群孩子面对着一座无法攀援的高山，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这座大山，为什么会是这个形态。尽管有这种无奈，但我们对高山的记忆并不会因此减损。 轴心时代的思考，世界上多个古文明都参与了，是一种“共同作业”，但在内容上又互不相同。现在远远看去，甚至觉得有一种分工。这种互不相同的早期分工，决定了多个古文明的本性，因此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不同特点。例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多个文明今后的路向。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精神基础的观点。 八年前我与凤凰卫视的考察队一起实地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遗址，目的就是要寻找从轴心时代开始的它们的各自脉络。几度长时期的考察，对我的冲击很大，感悟很深。原来，几千年的不同命运，很早就种下了不同的种子。 ‖刘璇：秋雨老师关于“种子”的比喻，使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只有深埋在土地里的橡树种子长成橡树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本质。当时同一时期，不同文明的三种不同思考方向可能相当于橡树种子，只有等了两千多年之后它长成了橡树，我们才发现，原来它是那个样子。谈到我们现在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前辈已经在向着这个方向行动了。所以我们才有西学东渐，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既然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就需要各个文明之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杜维明说现在我们要进入“新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间要互相对话，互相理解，这种交流将是意义非凡的。 ‖王安安：秋雨老师的一番话，无意中也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外国 媒体总是报道部分中国出境游客不讲公德，我就很不理解：我们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啊，我们的各种繁文缛节，只会比别的文明更发达更全面更细节，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指责呢？可能是我们确实从“轴心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过度地研究周围的人际关系，而不太在乎没有直接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因此反而失去了人际关系之外的公德。有些时候这种自我编织的人际网络甚至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压抑。所以在没有人际关系的场合，比如说去国外旅行，就会让我们压抑的神经忽然解放，我们就把一切礼仪的束缚都抛在脑后，甚至忘记了遵守最基本的礼仪小节。 ‖余秋雨：当然，我所说的不同文明的路向，不能直接地用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现象未必是本性的外化，不能牵强附会。 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喜欢撷取一些社会现象快速归纳出结论，看似有据，其实武断，并不足取。 我不希望大家像前辈不少学者那样泛论东方西方，空谈中外差异。这种以偏概全的急躁，可能是一种学术幼稚。 第七课 世界性的老子（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前几次对话我们谈到了一些背景性的大记忆，现在我们开始触及一些具体的记忆，单个人的记忆。我选择老子作为第一对象。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但恐怕又不容易讲得清。那么，我就想听听，你们对老子的印象是什么？零零星星都可以说。 ‖丛治辰：我查到过一个历史记载，说老子身长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就是脸色是黄的，眉毛挺好看，然后耳朵挺长，眼睛挺大，额头很宽很大，但是牙齿没几颗，似乎还蛮丑的。 ‖刘璇：那不就是治贝子园前的老子像嘛（治贝子园是北京大学燕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园子）！ ‖王安安：对，对，跟那个差不多！不过这些都是关于老子的外形的印象。我对老子的印象是关于他的争论，比如说老子是否当过孔子的师傅，孔子是否向老子问学过。 ‖余秋雨：历史实在太久远了，我们对老子的了解不多。首先是他的身份，能说的也只有一点，老子做过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也有人说是管理员，但一定是比较重要的管理员。那个时代的“图书馆”，也可以理解成王室收藏馆。总之，老子管理着一大堆周朝典籍，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 鲁迅在《出关》中讲了孔子两次拜见老子的故事。我比较相信孔子曾经问周礼于老子的传说。不过这里牵涉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争议：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去年我在美国休斯顿作中国文化史的演讲，一位当地美籍华人历史学家提问说：余先生，我看到一本书，证明老子比孔子小一百多岁。我说，你看的资料一定是这样的：有个叫太史儋的人，在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之后出关，目的是去投奔一个君主。他马上点头说是。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个记载，连司马迁也没有完全搞明白。所以在汉初就把老子的记忆搞模糊了。部分现代的学者也主张老子比孔子小一百多岁，因此孔子问周礼于老子的故事不存在。但也有历史学家经过推论，认为老子和太史儋不是同一个人。老子和孔子处在同一时代，年纪比孔子大。我经过仔细辨析，赞同这种观点。 ‖王牧笛：听说今天的课上要讨论老子，我特地去图书馆查了一下。关于孔子问学于老聃，在《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老子传》里，均有记述。在《礼记》、《孔子家语》、《孔子集语》、《孔子年谱》、《庄子》、《吕氏春秋》、《白虎通》、《潜夫论》等书中，也有记载。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高士传》、《水经?渭水注》所引：“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二是《孔子 世家》所说：“孔子年三十前，与鲁南宫敬叔适周见老子”；三是《孔子年谱》所谓“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适周，见老聃而问礼焉”；四是《庄子?天运篇》讲的：“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五是《庄子?天道篇》所述：孔子欲藏其所修之书于周室，前去会见“免而归居”的典藏史老聃。 ‖余秋雨：你把这方面的资料都集中了。但是，持相反观点的历史学家也都看到过这些资料，他们作出了否定的推理。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因为那会花费太多时间。我想我们的课堂还是按照我的选择延续下去吧，捕捉住我认为重要的文化记忆。 孔子一辈子都研究周礼，三十岁起怀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恭敬态度，周游列国拜师问学。有老子这样一位博学的周王室图书馆馆长，孔子很自然地列入了拜访对象。于是孔子从现在的曲阜出发，沿着黄河到洛阳，来到了当时名义上周天子的所在地洛邑。今天的洛阳还保存着孔子问礼的地方，不过很难考证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了。 第七课 世界性的老子（2） 2009年09月25日17:19 见面后，孔子和老子之间互相有什么问答，一直没有可信的记载，因此历史上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说。 在这些猜测和传说中，有两则比较合情合理。第一个传说是，孔子问周礼，老子告诉他，周已经没希望了，周礼也不会成气候，因为天下一切都在变。这正是老子的思想，他要孔子不要问周礼了。在第二个传说中，老子教训孔子，年轻人不要自傲，也不要过多地追求欲望。史书上记载的孔子，是一个不自傲也不太追求欲望的人，为什么老子会给他这番教训呢？我相信一定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安静的老子看到一个青年学者风尘仆仆地来到自己家里，身后尾随着鲁国皇家提供的车马仆从，那般气势在老子看来有些过分，又见到孔子那么年轻，就以长者的身份说了上面的一番话。史书确实记载过鲁国君主在孔子问礼于周之前，曾经馈赠车马仆从。 ‖王安安：《出关》里还写了孔子的学生冉有是司机，为孔子驾车。 ‖丛治辰：对，而且还说老子每次都送孔子上车，然后不冷不热地说句客套话。 ‖余秋雨：《出关》这篇虚构的小说表达了鲁迅对孔子的看法。鲁迅笔下的老子总是不太爱答理孔子，尽管孔子非常小心地问一些问题，老子仍像一根呆木头一样坐着，时不时淡淡地说几句。最后，老子告诉孔子，人需要用一种柔软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他张开嘴巴，跟徒弟说：你看我的牙齿在吗？徒弟说没了。老子又问：你看我的舌头在吗？徒弟说在。于是老子用混浊的目光看着徒弟说：先失败的一定是坚硬的东西，能长时间存在的一定是柔软的东西。如此几次谈话后，老子觉得孔子已经明白自己的学问，自己就不能留在中原了，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虞，于是决定出关。 孔子问礼和老子出关的关系，当然是小说的虚构。鲁迅在这个小说中把孔子描写成了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不过他笔下的老子倒是真带了几分《道德经》中遗留的老子的神韵。 于是，《出关》里的老子第二天就离开了家，骑上青牛，黄沙白髯，慢慢地走了。走到函谷关，遇到了边关守将。这个守将可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文化爱好者。他看到国家图书馆馆长要隐居关外，于心不忍，却也不能阻拦这位老人。于是他说，如果您要出关，必须留下一点文字，否则您这一走，您的学问也就失传了。这个要求在我们看来近乎“勒索”，但老子的逻辑就是随遇而安，从不争辩，于是他开始写，一共写了五千字。这五千字就是现在我们所知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在鲁迅的小说中，老子先是开班讲课，但没有人听得懂，下面的学生打呵欠瞌睡，乱成一团。于是老子又应邀将授课的内容写了出来，得到了十五个饽饽作为授课费和稿酬，放在一个白布口袋里。于是一位白胡子老头骑着青牛，肩上背着白口袋，在漫天黄沙中渐行渐远，所有的颜色全都湮没在充斥天地的土黄色中。 关于老子，有几个问题看似矛盾，却值得我们好好思考。老子仅仅写了五千字，为什么就能成为诸子百家中极重要的一家？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低于孔子的老子，却享有很高的世界威望？ ‖王牧笛：老子的国际声望，我觉得跟他自身的哲学思考模式与西方哲学思维更靠近有关。《道德经》本身不失为一部微言大义、简约透彻的优秀哲学作品。老子的思想虽然简约，却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整体，而孔子留下的更多是言论性、语录式的东西。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得益于政治力量的强制性传播，这种力量和传播的影响范围当然仅限于中化文明圈。如果我们单纯从哲学的角度去考察孔老二人的学说，我认为，老子学说的哲学含量更高一些。黑格尔就认为孔子是格言大师，不是哲学家。老子更关注一些普通的规律性，即“道”，而孔子可能更关心的是人际关系。所以相比于孔子，西方更fan老子。 第七课 世界性的老子（3） 2009年09月25日17:19 ‖丛治辰：老子提出的“道”本身是一个客观唯心的概念，我认为他本人也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老子展示了精准的辩证法，提出了“有无相生，福祸相倚”的概念，跟黑格尔的辩证法非常神似。但在面对生命的态度上，老子主张“贵柔”这个概念，与西方哲学“尚刚劲”的主张又形 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差别和神似造就了西方思想家眼中老子的独特魅力。而老子的这种无为、不争的生活主张对西方人来说非常陌生，这种陌生很可能造就了西方人将老子看做是东方哲学的典型。 ‖刘璇：我觉得《道德经》首先谈论的问题是“道”——客观规律性，它不同于《论语》关注的社会管理、道德法则等。客观规律性具有普适性，而社会管理、道德法则却因地、因时制宜。老子对客观规律的阐述触及到了丰富的辩证法，对了西方哲学的“胃口”。而且我觉得老子所处的时代非常有利，他是“百家争鸣”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老子的理论是总结了三代，甚至更久远的过去的历史经验以及思维。但从时代来说，老子本人和他的著作都占据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余秋雨：我们暂且撇开内容不管，光在表述方式上，老子就展现了一种让人仰望的简约和神秘。在生活中，寡言和简言是别具魅力的，这对思想家来说更是这样。任何思想如果需要滔滔不绝地说，证明还处于论证阶段，而如果到了可以做结论的境界，就不会讲太多话了。而且，也没有什么表情了。 简约是一种结论境界，而且，又是对辽阔宇宙的结论，因此由简约走向宏伟。这种宏伟由于覆盖面大，因此又包含着大量未知，结果就走向神秘。 请大家想一想，一种学说，能够既简约又宏伟，又神秘，它会多么吸引人。就像在一群聪明人的唇枪舌战中，一个白髯老人出现了，只用男低音说几句大家仿佛听懂又仿佛听不懂的话，这是一种多么震撼人心的情景。 很少有人具备这样做的资格，所以大家都在大量地写，大量地说，这对读者、听众和他们自己，都是一种牺牲。 老子的生平，像他的理论一样神秘。后来道教也视老子为精神导师，让他进入了另一番传奇。民间有关他的传说各种各样，有的传说很有趣，但我们一定要把传说中的老子和哲学家老子区分开来。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老子年龄的说法，有人说他活到一百六十岁，也有人说他活到二百多岁，这些都没有证据。 还有很多关于老子出关后的传说，其中还包括他出关后又回来了的故事。我们中国式的思维是这样，不回来让人伤心，消失了让人失落，老百姓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局。因此说老子回来后，居住在河南和安徽一带的乡野，又活了几十年，跟村民交往，留下了很多话题。还有一种说法更神奇，说老子出关以后，就成了释迦牟尼。我相信这是非常热爱老子的后人，给他加上的各种光环。 我们现在能够找到有关老子的书很多，原因就是《道德经》微言大义，引得后代无数智者在注解它的事业上各显其能。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写有《老子》的帛书，为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道德经》文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当代人注释老子，我习惯使用的版本，是任继愈先生的《老子新译》。 第八课 道可道，非常道（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中国人如果失去了对老子的记忆，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级笑话。然而现实是，这样的笑话一直存在。《道德经》只有寥寥五千字，然而曾经认真读过全文的国人少之又少。我们平常知道得更多的是儒家的一些语录。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里收录老子的言论不多，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就更少了。 《道德经》开篇就有点把人卡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如果一开始弄不明白，大部分人就放弃了，往往转向研究“界面”比较“友好”的学问。 结果，《道德经》的这第一句，大家都听过，但很少有人能弄明白。鲁迅在小说《出关》里边写到，老子一开口，就把边关上要他讲课的全部官兵吓住了，因为谁也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 那么，今天就让我来解释几句吧。这种解释，也正是对老子哲学的一种示范性逼近。至少，可以尝一尝这种古老智慧里的一点点滋味。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可道”，这三个字里，第一个“道”字是名词，指的是世间大道。第三个字也是“道”，却是动词，指的是表述。“名可名”的结构也是这样。这几句话连在一起，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也不是永恒的名。 老子的思想非常反传统，他认为不管是自然大道、宇宙大道或是人间大道，一旦我们自认为讲明白了，其实就偏离它了。道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而语言恰恰是一种限制。因此，老子认为，只要我们把大道付之语言表示，就是对大道的一种剥夺，一种侵蚀，一种或多或少的切割。这个意思，也适用我们今天的讲课，老子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又有一伙人在这里谈他的道，也会苦笑一下飘然远去。 后半句“名可名，非常名”，更进一步否定了以概念、名号去定义不同的对象。有几位西方现代哲学家特别喜欢老子的这个思想。当你试图去定义时，用的是过去产生的类别划分。类别划分本来就是一种最粗浅的概括，已经取消了事物本身的独特本质，更何况是过去的。这就像让你在操场上排队，被划入了黄队，但黄队是你吗？“黄队”之名，一时之名，权宜之名，非本性之名，非个体之名。遗憾的是，本来为了方便而叫出来的名，却替代了事物的本性，人们还特别容易为了名而争斗。在老子看来，这从一开始就搞错了。 按照老子的哲学，他问你一句：“你是谁？”你回答说：“北大学生”，或者说：“副教授”，老子就会说：“你呢？你到哪里去了？” 总之，不要过于相信已经创造的知识和已有的思维方式对存在的认知。老子教导我们不要过于相信已有的知识。 老子开头这句话，其实也摆明了一个著作者的矛盾心态。他很谦虚地告诉大家，后面文字所传达的意义并不是他心中的终极意义。终极意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如果完全不言传，人们就很难抵达意会的入山口。因此，这五千字，就相当于“起跳板”，读者是否要完成那个跳跃，就看自己了。 这就是天下很多第一流著作者的共通心态。他们明知任何表述都是一种错位却又不得不略加表述，为了引导别人却牺牲了自己。真正的智者总是在这个关口上进退维谷。老子无奈地写了五千字，这让我们联想到，世上不知道有多少智慧并没有留下踪影。后世滔滔不绝的著作者已是二流，而如果对这种滔滔不绝还沾沾自喜，那只能是三流的了。 第八课 道可道，非常道（2） 2009年09月25日17:19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这是我选取应该理解的第二句。它的意思是：当人们都知道什么是美的时候，就是丑了；当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就是不善了。这里边的道理显然非常深奥，甚至怪异。老子认为我们不能举着旗子去宣传“美”和“善”，不能刻意去追求好的东西，因为我们一追求就走到了反面。请问，你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刘璇：我的理解是，这是辩证法的一种体验。老子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一旦你提出一个概念，对立的概念也就随之产生，有正就必然有反。单就社会治理层面来说，有教化就会有反叛。所以不树立这些正面的教化，就避免了随后反面的产生。 ‖余秋雨：看来你已经入了门径。我们前面说过，老子开篇就表明，事物是不能被精准定义的。当我们试图去定义什么是“善”时，就已经偏移了真正的“善”。这个偏移当然就是向着“恶”的方向。当偏移了的善被反复强调时，与之相对应的恶也就被放大了。 多讲美，为什么会变得不美呢？我们看看身边的现象就明白了。例如，好好的女孩子，为了追求一种以“美”为标志的潮流，每天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脸上涂抹，涂抹成虚假而又雷同的形象，这就是走向了不美；又如，偶尔举行一些选美活动本来也不错，但是，其中又夹杂着那么多竞争、觊觎、嫉妒，选中的人又很难再过正常青年学生的生活，这也走向了不美；再如，美和美感，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有人对此作一些研究也不错，但是，不知怎么冒出来那么多“美学教授”，连篇累牍地把美讲得那么枯燥、刻板、啰唆、冗长，这也走向了不美；更可笑的是，由于美的极度张扬，结果造成美的无限扩张、无限贬值，以至像一个讽刺段子所说的，现在街上只要有人呼喊一声“美女”，满街从老太太到小姑娘全会回过头来。 美是这样，善也是这样，一切正面的人文观念都是这样，讲多了，立即走向反面。这个规律，永远有效。不知道我们的宣传部门，什么时候才能理解这个规律。与老子相比，孔子的学说过于追求事功，很少考虑到反面效果。 ‖王安安：因此道家一直不喜欢儒家，说“仁义道德”是伪善，不是自然之道。 ‖余秋雨：没错，自然之道。当人类刻意去追求美、追求善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变得不自然了。美和善都是自然的，一旦脱离自然，哪怕是脱离一点点，就开始滋生丑和恶。 ‖王牧笛：事实上老子思想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物极必反，所以赞成“无为”。“无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强调做事情的度。 ‖余秋雨：对。下面我们要记忆的这段文字，能够更多地说明老子的这种思维逻辑。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的这段话是用一种嘲笑的口吻谈论仁义、孝慈等被后世儒家视为道德核心的观念。他认为，人们讲仁义的前提是大道不存，否则“仁义”就是毫无意义的；当智慧过度时，就有虚假和欺骗出现，因为只有聪明人才能设下别人看不懂的埋伏和骗局；当家庭不和时，才会有“孝慈”的概念，如果家庭自然和睦，哪里用得着刻意地展示自己“慈父孝子”的身份？当国家混乱时，才会有“忠臣”的概念，如果国家强盛，哪有忠奸之辨呢？所以大力提倡“孝慈”的时代一定是六亲不和、家庭自然伦理已然衰落的时代；高声宣扬“忠臣”的时代一定是国家式微，朝政昏聩的时代。 第八课 道可道，非常道（3） 2009年09月25日17:19 ‖丛治辰：在所有对儒家进行嘲讽的思想家当中，可能老子是最有力量的，他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儒家。而且他对“伪”的一个分析也很到位：人为即伪，伪即不善，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学的教义。 ‖余秋雨：但是，在这里我必须为儒家说一句话。老子的学说过于彻底了，对于现实社会来说，往往是一种“理论假设”。也就是说，他在设想着一种干净如白纸的自然和人性。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应该不去干扰。但是，问题在于，白纸早已污染，自然和人性也已被扭曲，一切都有待于拯救。大道已经废弛，老子所赞颂的小国寡民、百姓淳朴的时代已经不在。在这种情况下，天下智者能够放任不管，只顾自己隐于野或隐于世么？面对这样的现实，儒家的观点似乎更积极一些：即使带些刻意，也要一点一点来拯救，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王安安：我觉得儒家的观点确实表现了这种学说的使命感、责任感，“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说：既然你认同我的话，认同我们对美好的追求总会伴生负面效果的观点，那么现在大道既废，世界是恶的，为什么还要再刻意去追求，让这个恶的世界更恶，让凶险的人心更凶险呢？另外，虽然这个世界很糟糕，但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这是一段时期的自然状态，智能之士角逐智慧，希望改变世界，就是破坏这种自然状态，就是恶。这样说来，无论这个世界是善的，还是恶的，你再加什么东西，你都是加了坏东西。 ‖余秋雨：不错，即使在已经被污染的世界里，也有自然的标准。失去了自然的标准，可能越想治理反而越丑恶。就像我们在某些风景胜地的建筑，有不少是越用心反而越难看，因为失去了自然的标准。这就是说，即使大道已废，也还有自然。怕只怕，儒家不以自然为标准，而以仁义为标准，把世界推向更伪。老子一系列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足以把人们从习惯性的单向思维和概念思维中解救出来。然而令我们羞愧的是，这双解救的手，来自于两千多年前。接下来的问题是，被解救出来的人们应该怎么办？对此老子也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段话的意思是：真话不漂亮，漂亮的不是真话；善良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善良；真懂的人不卖弄博学，卖弄博学的人不真懂。圣人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他尽力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富足；完全给予别人，他自己反而更丰裕。天之道，利万物而不伤害；圣人之道，有所作为却不与别人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老子主张的自然之道就和人的生活态度连在一起了。 ‖诸丛瑜：我是觉得老子给了我们观察生活、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从中我们看到与传统的确定性、单向思维的不一样。具备了这种视角，我们也获得了更加智慧、更加通透的生活的可能性。 ‖王牧笛：我觉得孔子就像至刚的拳法——少林拳法，而老子像至柔的拳法——太极八卦。老子是以无为而有为，以不争为争。毛泽东就非常懂老子之道，提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运动战策略，其中的哲学思想似乎就是以不争为争。 第八课 道可道，非常道（4）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所以，毛泽东晚年讲过，《道德经》其实是一部兵书。我当然不赞成这种说法。老子的精神理念与刀兵争逐相距甚远，只不过他的以柔克刚的思维可能会给军事家带来某种启发。在文化领域，老子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现象，表现得特别有趣。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上衣口袋别三支钢笔的人，一定是刚刚参加完扫盲班的人。现在大家忙于经济，没有太多时间投身文化，结果卖弄文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有的人开口闭口背一些古代诗文，有的人可以背出很多很多年号，有的人整天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有的人说话还喜欢夹着外语，其实可能都不是真正的智者。包括现在有一些主张恢复繁体字、回归文言文的人，一定对繁体字、文言文了解不多。胡适之先生说过，简体字（他说“破体字”）和白话文，是千百年来早已产生的自然现象，只有真正高文化的人才会重视和吸纳这种自然现象。过度提倡“国学”，也是违反自然的，而且一定是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多的人在提倡。真正的智者不在低层次上做违反自然的夸张。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生活呢？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把无为当做行为，把无事当做事情，把无味当做好味。总之不要刻意作为，因为这样反而会败坏整个行为。做事是这样，为人也是一样，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水不香，至味无甜，高人永远不会摆出多种多样的姿态。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最圆满的却似乎有欠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人生上都是这样。完全圆满，就意味着终结、破败。最充实的东西一走有空虚的部位，因为空虚能召唤很多力量来填补自己，达到大盈。最正直、清白的，看上去倒有很多扭曲之处。最灵巧的，看上去倒好像有些笨拙。最雄辩的，看上去倒好像无话可说。 这几句话，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背诵。天底下有多少奋发有为之士，都在追求完满、充实、清白、聪明、雄辩，但老子泼冷水了，说这每一个目标都无法以纯粹方式达到。只有在看上去达不到的时候，甚至在与目标背道而驰的时候，反而达到了。不残缺的完满是一种假完满，不空虚的充实是一种假充实，这是我们摆脱“假、大、空”的一剂良药。而且，我从历次政治运动中看到，凡是被人家泼脏水泼得最多的人，反倒常常是最干净的人，而那些慷慨激昂地“揭露”别人瘢疤的人，大多最不干净。一些看上去“词穷理屈”的人，往往倒是可信的；一些在传媒上口若悬河的人，往往难于信任。你们年轻，思维偏于单向突进，多听听老子的话好处很多。不少人往往在伤痕累累之后才能体会老子的话，你们可以少一点伤痕。 天下多忌讳，而民弭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是在讲社会管理了。天下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贫困；民间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人们技巧越多，奇怪的物品也越兴盛。下面这句话，很多法律学家可能会不高兴了，老子认为，法令越是彰明，盗贼反而越多。所以圣人说了，我无所作为，人们才会自然顺化；我爱好清静，人们才会自然端正；我无所事事，人们才会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人们才会自然淳朴。这里所说的“我”，是圣人的自称，也就是社会管理者。社会管理者不要有很多作为，安安静静地应顺自然，一切反而会更好。 老子的这一系列观念，让人惊讶。我说过，这里包含着一种“理论假设”，设想着在人们的自然人性都还十分健康自足的情况下，一切过分的管理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但事实的基础已经不是这样，因此适度的管理就成了必须。否则，设想中的“自然”会被暴虐和混乱所吞没。 然而，老子的这些话，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从各级官员到教师、家长，有多少管理是违背人性自然的？我们的忙忙碌碌，有多少是为自己和别人增添麻烦的？让我们在浮躁之中常常抬起头来，看看云端之上那个白发老人的平静目光。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中国人对于孔子的记忆，大多是他的一些话而不是他这个人。他这个人，由于被历朝历代供奉了一千多年，也就失去了一个活生生的他。我们的记忆，就是要穿过千年迷雾，去寻找真实的他，哪怕一个背影也好。钱锺书先生讲过，你吃鸡蛋，不必去了解生这个鸡蛋的母鸡。这是一个作家的玩笑说法，不能当作真理。实际上，我们即使在选择一种比较重要的生活用品时，也会考虑它的生产者，更何况是精神产品，而且是长期运用的精神产品。对于一个注定会影响我们人生的思想家，我们必须有所了解，否则，对他和对我们，都不公平。 这个道理，可以借孔子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孔子曾经跟鲁国著名乐师师襄学琴，他很聪明，才学了十天，一个曲子就学会了。师襄说，你可以进一步学习其他的技巧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这个曲子，但还没有掌握它的规律。”过了几天，师襄说：“你已经掌握了它的规律，可以学习其他的曲子了。”孔子又说：“虽然我把握了它的规律，但我还没有领悟曲子表达的志向，我还要继续练习。”过了一段时间，他已领会了作曲者的志向，但他想知道作曲的这个人是谁。他就跟着乐师不断地弹啊弹，忽而庄严肃穆地凝神深思，忽而怡然自得地举头眺望，突然他高兴地说：“我抓住他了，这个人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目光深邃，有如君临天下的圣王。就是这个人，我抓住他了，除了周文王没有其他人了！” 师襄恭敬地赞叹道：“这个曲子正是《文王操》。”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神秘，孔子学琴学到最后，竟抓住了一个活生生的作曲家。这里边的道理，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在学习孔子的很多学问之后，去把握他这个人。 ‖王安安：我读《论语》的时候就觉得，孔子的所有大道理都跟他讲话的情景有关系。有时候我甚至不看他说了什么，就看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想象他说那些话的时候的表情和心态，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老头子，很可爱。 ‖余秋雨：这就是哲学态度和诗学态度的区别。哲学态度追求严谨的词语理性，而诗学态度则关注生动的人格状态。 用哲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也就变成了理念；用美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便从理念中释放出来重新成为活人。美学态度是一种亲切态度、俏皮态度、平视态度，可能会引起学究们的不悦，不管他们。因为好的人生就是诗，隔了两千多年还在被人惦记的人生，更是诗。 好吧，那就让我们向孔子走近。 孔子的先人是殷商王朝的王室成员微子，他的墓就在山东微山湖上。他在殷王朝向周王朝转化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受到周王朝的重用，被周成王封为宋国的国君，在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孔子说自己是殷人之后，是和微子这个祖先有关的。孔子前五代的时候，为了避祸，来到曲阜地区。曲阜曾一度做过商的都城，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建都在亳（今河南商丘），此后三百年中，迁都五次，最后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由此可见，孔子是有贵族血统的，只是在他前面这几代祖先，已经在兵荒马乱当中败落了。这个过程也与周代的宗法制度有关，所谓“五世亲尽，列为公族”，孔子的家世也就从诸侯而降为公卿，又由公卿而降为士民。整个过程，十分自然又十分典型。这在孔子的文化记忆中，埋下了贵族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双重结构。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2） 2009年09月25日17:19 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情况发生了变化。孔子的父亲是身材高大、力气惊人的一位将军，在一次战争中，他居然靠自己的力气把城门顶起来，立下了大功。我们的大思想家有一个身体健壮的父亲，这事听起来比“家学渊源”更让人开心。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对父辈的继承，继承财产是最低等级，继承学识是中间等级，继承健康才是最高等级。这里所说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一生历尽磨难却一直身心健壮，我想与他这位扛起了城门的父亲很有关系。他也凭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座大门。这门，比城门还要大，还要重。 ‖司晨：古人讲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实是全面发展，后来读书人就忘记这个教训了，很孱弱，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其实身体好对脑力劳动也有很大帮助，大家还是应该学学孔子的。 ‖余秋雨：我听说，司晨是足球踢得很好的北大博士，有资格说这个话。从司晨回到孔子，我们继续，孔子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很大，最常见的说法是他母亲在十七岁生下孔子时，他父亲已经七十一岁了。中国民间一直有“老夫少妻出神童”的说法，不知有没有科学根据，但至少孔子是一个例证。在现代，做过我们北大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也是一个例子，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年龄相差也很大。孔子的母亲姓颜，与孔子后来的学生颜回是一个家族的。 颜氏怀了孔子之后，当时有一个规矩，必须到夫家去生育，她在回夫家的半路上生了孔子。现在山东还有一个夫子洞，据说是孔子的出生地。 孔子出生之后三年，他父亲由于年纪太大就去世了。他还年轻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孔子早年的生活相当孤单，也有点艰难。这是他终于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人生起点。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出生贫贱，所以对于各种鄙视，我都能忍受，所有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我都会做。 ‖裘小玉：“吾生也贱，故多能鄙事。” ‖余秋雨：对。孔子有些卑贱的童年显然开拓了他的命运。他的童年虽然谈不上大悲大苦，却使他对于人世的苦难有了一种切身的感受，这是他能够立足大地的起点。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他在那个时候立志于学习，废寝忘食地学习，并且在学习中体会到了很大的乐趣。他当时所在的鲁国，保存着最为完整的周代的礼乐文明，当时有“周礼尽在鲁国”的说法。这给孔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气氛和比较完善的学习内容。 ‖费晟：我从一些材料中获得一种印象，孔子还喜欢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 ‖余秋雨：确实，孔子一方面认真读书，另一方面又向社会实践学习。到三十岁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明确的生命意识，对人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这就是他说的“三十而立”。 孔子对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界定，三十岁是他“立”的年份。这个“立”，根据我的分析，大概有三个内容：第一是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就是重建的礼乐；第二是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大家对他产生了信任；第三是他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长，能够做很多事情。这三个加在一起，使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3） 2009年09月25日17:19 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各位稍加注意。你们很可能以为自己早已“立”了，考上北大就“立”了，被同学们叫几次好就“立”了。孔子到三十岁才“立”，你们都不到三十，都“立”了，好像有点早。按照上面说的标准，所谓“立”，必须具备三点，即明确的主张，社会的信任，专业的特长。如果具备了，即可以说，你“立”住了，“立”在社会上了，一生可以真正开始了。 三十而立之后，他为自己制订了三个任务。一是开办私学，他收学生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知识分子，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学术团队。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他不管到哪儿问政，到哪儿周游，都有学生追随，而那些学生也需要他这个导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生们的记录，不断产生着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语录。 ‖王安安：有时候觉得孔子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一样，带着一票人到处跑。这票人里面什么人才都有，又有能打架的，又有能说会道的。孔子被这样一些厉害的门徒跟着，也不显得像丧家犬，倒是挺拉风的。 ‖余秋雨：这是你很现代、很有趣的想象了。在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卫护和学术传递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人体中介”。而且，这些“人体中介”的功能不能过于单一，因此什么样的人都有。好，让我接着说下去。孔子为自己制订的第二个任务是进行比较完整的考察。例如：他到各个地方学习周代的礼仪，对于太庙里祭祀程序的每一个细节，都弄得清清楚楚。他在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使他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大大地扩充了。大家听到过，有一次，他带着学生经过泰山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在哭，因为老虎吃掉了她的公公和丈夫，现在又吃掉了她的孩子。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搬走呢？她说：我们这儿没有恶政。孔子马上对学生说道：“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他让学生记住，残暴的统治比老虎吃人还要厉害。由此，他进一步确立了以仁为中心的政治观念。 他为自己制订的第三个任务是开始问政。他给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提出建议，或者给他们讲课，希望他们听了以后能够实践他的仁政主张。 他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上就做了这么三件事情。 在这二十年中，孔子逐步地走向伟大。像一切伟大的人一样，他有很通畅的输入渠道和输出渠道。输入渠道就是一路问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输出渠道是一路提供政治咨询。但是，那些政治家发现，他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很好，做起来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这太难了。因此，谁也不听他的。 ‖周双双：刚刚安安说孔子像黑社会老大，很拉风，那是跟他的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孔子在向那些君主推销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倒真是让我觉得很辛酸。一个很善良的学者，苦口婆心地一直说，那些君主根本就没有在听。孔子那一套人家全不感兴趣，他们全都转过脸去，觉得还不如看看宫女跳舞呢。 ‖余秋雨：确实是这样。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剖一下他与各国君主之间的尴尬关系，说明他为何一次次从“被崇拜”走向“被驱逐”。他三十岁的这一年，齐景公和晏子来到鲁国，齐景公问孔子：“秦国地方小而偏僻，秦穆公为什么能称霸呢？”孔子说：“秦国地域虽然处在边缘，但是行为中正。国家虽小，但志向很大。秦穆公能用五张黑羊皮把贤人百里奚从牢里赎出来，与他交谈三天，就把政务交给他，完全地相信他。秦就是凭着这样的仁义，成就了王业。一个君主如果想仅靠武力称霸诸侯，那是生硬的，无法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齐景公和晏子听了很是佩服。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4） 2009年09月25日17:19 几年之后，孔子到齐国，齐景公再次问政，孔子说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谋其事，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上下错位，国家就会混乱。这个观点也引起了齐景公的共鸣。 齐景公本想起用孔子，晏子阻挠说：儒家知识分子能言善辩，滔滔不绝，但不受法令的制约；自我感觉良好，不甘居人之下，难以合作；为了讲究礼仪，喜欢破财厚葬，不能作为风俗；喜欢游说乞贷，不能立国；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想恢复周礼，“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几代人都难以穷尽他的学说，哪怕到了壮年也不能学通他的礼仪，这怎么能用来指导人民的行动？不久，景公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等于下了逐客令。 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晏子所说的理由，也就是当时所有的诸侯邦国拒绝孔子的原因。孔子从三十到五十岁的基本状态就是这样，他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但得不到重用。 孔子就这样从而立之年走过不惑之年，终于到达了知天命的时候。所谓知天命，就是知道了上天让他来做什么，他自己一生能够做什么。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很难的，因为这里交错着“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这两个互相制约的命题。“应该”的事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己不“能够”；“能够”的事也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则自知不“应该”。两者交合处，便是“天命”。为此他走了二十年，终于成了一个独立人格的自由人。 ‖费晟：一个人在知道“应该”和“能够”之后就会采取一些果断的行为。孔子其实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官，在任上也很有魄力。比如杀少正卯那件事，到现在还会引起争议。《荀子》里对这个事的记载说，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就是说他心地聪明但是很险僻，行为怪癖却很果敢，言语虚伪但是能说得天花乱坠，对那些不该了解的怪事却记得很广博，做大逆不道的事却有很多人响应，所以不能留下，孔子非杀他 不可了。《庄子》里的记载却说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很有信众，导致孔门三盈三虚，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多次满员，又多次倾巢而出，去少正卯那边从学去了。把孔子说成是因争学生争不过，产生嫉妒而公报私仇。《庄子》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我不是很相信。 ‖余秋雨：那是在他五十岁以后的事了，当时鲁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孔子开始做官，做了四五年。 他在鲁国做过司法方面的官员大司寇，也代理过国相。看得出来他做官很有能力，也有决断，比如你所说的诛杀少正卯。我赞成你的想法，孔子做这件事不像是挟私报复，因为他一生真诚地嫌弃小人伎俩，倡导君子政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件明显违背自己理念的事。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孔子了。我觉得，孔子为官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外交领域。他在当时诸侯邦国的外交事务中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各国在名义上还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如果正式场合的行为不符合礼仪，就意味着跟野蛮人一样，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于是在外交场合，大家都需要一个通晓礼仪的人来担任指挥，而这个指挥往往就是孔子。作为一国的代表，却能成为整个外交场合的指挥者，孔子很为鲁国争光。特别是在鲁国和齐国国君的一次聚会上，他多次指出齐国不合礼仪的地方，使齐景公大为恐惧又极为惭愧，于是归还了原先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并且向鲁国道歉。外交方面的成绩，应该是孔子能够在鲁国做到“代理国相”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5） 2009年09月25日17:19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孔子的直接问政、做官，这对于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直接地参与政治，正面意义何在，负面意义又何在呢？ ‖裘小玉：我觉得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非官员身份探究国事的一批人。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直接出来当官，积极的作用在于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负面的意义就是可能会 让他们丧失独立性，失去立场。如果知识分子太过清高，不能理解现实，深入政治实践之中，还可能导致文人误国。 ‖余秋雨：我们在运用很多概念的时候，稍稍一碰，就会遇到一般用法和学术用法、西方用法和东方用法、传说用法和当代用法的差别。“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这样，越闹越复杂，让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知识分子，能不能谈论知识分子了。我觉得按西方概念，主要是两条脉络，一是德国康德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二是一百年前从法国产生的一个概念，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这两条脉络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为他主张知识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气进入公共空间，改变公共空间，并创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人。 因此，我们没有资格批评孔子热心从政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自我取消。他行使过独立批评的权利和义务，但没有用，因此他要用局部示范方式来体现他的批评。在中国古代，有些“清流”和“隐士”看似独立却总是在精神观念和治国方略上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而一旦被统治者重用则大多清谈误国，一败涂地。这些人与孔子相比，差得远了。孔子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磨损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他还会为了理想不沉溺于一地，不断行走，使人生充满动感。 ‖刘璇：有人概括这样的知识分子用了两个有点诗意的概念：庙堂上的理想和驴背上的诗情。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与专业官员的不同。换句话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实施他的政治主张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整体关怀的。这个整体关怀寄托着他们厚重的理想。 ‖余秋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会怎样？按照能力，孔子应该能当上宰相，从而成为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孔子，也就没有这个伟大的“士”了。所以，我赞成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理想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孔子不得不离官而去。离开得好，从此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中国知识分子把理想付诸实践，有不少人也会做官。但是，官场权力又最容易销蚀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上的使命，因此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又在什么契口上完成这种转化？转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这些问题，永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利钝高下，也都与此有关。 第十课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造就孔子真正的伟大，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的行程。没有周游过列国的孔子，就不是孔子。毕竟已经是一个老人，毕竟已经是一个大学者，毕竟已经是一个门徒众多的资深教师，就这样风风雨雨不断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这个形象，在我们后辈看来，仍然气韵无限。 孔子的这一行程，可说是“中国文化的第一行程”，值得我们记一记。中国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看重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好，现在看看由谁来说说孔子的出发？ ‖费晟：我记得孔子当时离开鲁国是被迫的。当时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手里，孔子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堕三都”的措施。结果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城堡被毁以后，孟孙氏就以武力对抗，堕三都的行动就半途而废了，孔子与三家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非常尖锐。当时的鲁国国君也不争气，迷恋女乐，很多天不管事，孔子很失望。鲁国举行郊祭的时候，祭祀后按照惯例要送给大夫们的祭肉也没有送给孔子，说明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也只好离开鲁国，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乱转，还是挺凄凉的。 ‖余秋雨：对，他就是这样出发了。但请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为历史人物伤心。一切伟大的行程，往往是从无可奈何的凄凉开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卫国，这里的状况比较好，人口不少。还没有到都城的时候，学生看到四周有那么多人，就问孔子，人多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学生接着又问，他们富了以后，我们再为他们做什么呢？又是两个字——“教之”，就是开始进行教育。 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复杂的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先让人们富裕起来，再推行教育，就这么简单。 由于孔子已有的名声，卫国的国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来。在宫里会见的时候，国君就问孔子过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鲁国薪酬很高，有六万斗米（粟），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卫国的国君也很慷慨，立即就说，我们也给六万斗。但是对于孔子政治上的建议，他基本上不听，充耳不闻。这一点，或许也可以概括孔子后来十四年的共同经历：他到的每一处地方，统治者对他都很有礼貌，都愿意给他很高的物质待遇，但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却几乎都不予采纳，做官更是没有可能。 ‖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实也不在乎什么待遇。他想要的别人不给他，不想要的硬塞给他，这真是太悲情了。 ‖余秋雨：在卫国度过了比较无聊的几个月后，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认识了一些名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认识没多久的人竟然和朝廷的叛乱案件有关。于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也成了卫国的监视对象，一头雾水的孔子只好离开了。这也是孔子以后要反复遇到的惯例：开始的时候总是被热烈欢迎，走的时候却总是声声长叹，叹息了以后又重新燃起希望向另外一个地方走去。孔子似乎一直就陷在这样的一个怪圈当中。有人称这是失败之旅，但孔子内心认为，并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遇到的那些统治者的失败。 第十课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2） 2009年09月25日17:19 离开卫国以后不久，孔子到了一个叫做匡的地方，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孔子在匡地被一批人围住，说他长得像一个叫阳虎的人。阳虎在这儿打过仗，曾经攻击过匡人。结果孔子他们也就在匡地被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以后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困，有时是军队，有时是暴民，被围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险。孔子和他的学生，永远在追求，又永远在逃奔。 ‖王牧笛：孔子这十四年，也可以算作一场文化苦旅，他惶惑如丧家之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他当时在陈蔡之地被困的时候，虽然绝粮，却依然带着他的学生唱歌、弹琴，这样一种君子之乐，应该也是成就他伟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璇：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这个天命是什么：对外我知道现实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 我的主张的；对内我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不管别人用不用，我都要继续我的行为，用我自己的主张去实践它，传播它。孔子这十四年，对他个人而言，对后代知识分子而言，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世修身的典型。 ‖余秋雨：刘璇在这个关口上说到天命的问题，非常合适。孔子走来走去，处处碰壁，其实正是在实践他对天命的感悟。钱穆先生的说法有点绕，其实孔子所谓知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了“命”。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区别。西方英雄是挑战型的，根据自己的强烈意志，向长天大地挑战，向命运挑战，即使头破血流也成了悲剧英雄。这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就可以看到的形象，黑格尔说，他们的悲剧的不可避免，正是一种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中国君子不是这样，他们不欣赏这种悲剧性，而是要在大悲剧产生前了解必然性。在中国君子看来，这种必然性，也就是天人谈判的一种中庸合约。孔子因为在五十岁时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后来的行程就不觉得苦了，因为一切磨难都是“边界触摸”，都是在实践天命。 请不要把孔子的这种行为方式看成消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特别成熟又特别勇敢的文明态度。探索天命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比那种不管天命的自我牺牲更勇敢。请注意，探索天命并不是贪图自身安全，恰恰相反，孔子常常寻找一种有价值的不安全，寻找自己“可为”和“不可为”的红线，并且进一步寻找如何在“不可为”当中寻找“可为”的可能性。 ‖周双双：我觉得刚刚余老师提到的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对比很有启发。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个非常大的悲壮事件当中，明知道前方是毁灭，但是为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流 尽。而孔子这种行为，不是在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当中了，也不追求过于响亮的荣耀，而在一个绵延的坚持当中一步步寻找，这同样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 ‖余秋雨：孔子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并不是一头撞向危险，而是想到自己的使命。在匡地被围五天五夜，有学生问他：我们难道就这么完了吗？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没了，文明的重担显而易见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如果先王和上天不想延续文明和道德，那就不可能让我们学那么多东西。既然让我们学了，就是暗示我们有延续的希望。只要这个文明要延续，现在包围着我们的那些人就不能对我们怎样，因为这是先王的意志，也是上天的意志。 第十课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3） 2009年09月25日17:19 后来在孔子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的路上，不小心进入了战场，出不去了，被围困在里面，七天都没有吃东西，饿坏了。但是他还在唱歌，还在弹琴。当时也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谈话。 孔子说：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为什么永远在旷野里流浪？——这段话好像在抱怨，也好像在启发学生回答这个问题。 子路说：是不是我们仁德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别人无法按照我们的方案来实行？孔子回答说：如果天下的仁德都能获得人们信任的话，怎么可能有伯夷和叔齐的悲剧呢？如果天下的智慧都能被人接受的话，怎么可能有比干的灾难？他告诉子路和其他学生，不能以他人的接受不接受，来判断自己的仁德和智慧。 孔子接着又问子贡：我们怎么会走到绝路上？子贡说：老师啊，是不是你的理想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我们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让一般人都能接受，那该多好。孔子看了他一眼说：你错了，天下最优秀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天下最优秀的工匠，不一定都能够让人们满意。我们即使找到了循序渐进的办法，一步步把我们的理想都实现，也不见得能被天下的人完全接受。子贡，如果为了求得人们的接受就降低我们的标准，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 最后，轮到了颜回，孔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颜回说：老师的理想这么高大，一般的人不接受，那才证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如果我们的政治方案不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案很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耻辱。孔子一听就笑了，觉得颜回讲得真好。他开玩笑说：颜家的后生什么时候赚了钱，老头我来负责给你管账。 子路、子贡和颜回当中，颜回最让孔子满意。颜回认为，真君子本来就难以被人接受。按照颜回的说法，真君子不但要走，而且要以一种高水平的方式走得很远，再回头看看一路上被接受的程度，这也等于考察了百姓。在人民的接受度和我们的理想之间，就是真君子的立身之所。 ‖丛治辰：我倒是不大喜欢颜回，这个人可能太会做人。他这个看法不就是从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回答里综合来的吗？八面玲珑。道理是说得没错，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我看不上。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子路的坦诚、率直和反省态度。跟子路的回答相比，我觉得孔子都没有足够的反省，这个老头在这里有点逃避责任。 ‖余秋雨：我尊重你对孔子和颜回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不能把他们的谈话作一般人情世故的解读。颜回的回答恰恰碰撞到了孔子哲学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就是在“不被接受”和“设法接受”这两者之间嵌入一种追求。“不被接受”是预计中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高于民众的高度。所以既要面对民众，又要考验民众。 孔子我们还要讨论，因为他还在路上。 第十一课 黄昏晚风萧条（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费十四年时间游历各国，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真实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余老师好像一直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生命状态，您写《文化苦旅》似乎就有点践行这种理念的意思。 ‖余秋雨：是的。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伪斗士”的出现，都是使足了劲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的学生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孔子的政治主张当时几乎没有被任何统治者所接受，他已经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十四年的流浪，回来了。回来以后，作为一个老人必然遇到的痛苦，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他刚回到家里，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他五十五岁离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妻子。妻子等了他十几年，却在他到达的前一年去世。我们无法想象老人踏进家门时的情景。在没有便利通信的时代，妻子直到临死也不知道丈夫还能不能回家，但她还是把一切井井有条地收拾了。十四年的主动别离，对于这一对已经年老的夫妻来说，代价实在太沉重。这中间的默默牺牲，其悲壮程度，不亚于古希腊悲剧。在孔子回家的第二年，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中国家庭伦理基石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孙子，他将延续孔门的千年血脉。 ‖王湘宁：好在他还有子路，有颜回，这些跟了他那么多年的学生，还能够让他有个寄托。 ‖余秋雨：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又过了一年多，孔子最喜欢的颜回也去世了。他对妻子的去世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但对颜回的去世，他就向着上天哭喊了：“噫！天丧予，天丧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又过了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时卫国发生内乱，子路闻讯，赴难就义，死得很惨烈，被人家剁成肉酱。差不多同时，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一个老人，一个老师，和他的学生已经完全不能分开。学生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 第十一课 黄昏晚风萧条（2） 2009年09月25日17:19 至少，在吃闭门羹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幽默。他曾在郑国和学生失散了，站立在城门口，学生们在找他。有人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惫惶惑有如丧家之狗，大概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吧？子贡顺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孔子，并把这个人的话告诉他，孔子笑了，说：说我像丧家之狗，是的啊，是的啊！可见这是一个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回来以后，他幽默不起来了。面对亲人和学生的一个个去世，他感到非常紧迫。他回来后任务很重：一方面，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拜到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来者不拒，要给他们开课；另一方面，他还要大规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这是一部编年史，中国编年史的体裁最早就是由此开创的。在思想内容上，《春秋》还提出了大一统、尊王攘夷、王道等等重要和核心政治观念。 ‖裘小玉：这些，也就是后来最深入人心的政治观念。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可能汉武帝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余秋雨：一部编年史变成了一部政治学，这个学术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外一些顶级哲人的思维，是通过讲述往事来体现的，这比“裸露状态”的哲理更有价值。因为失去了时空定位的哲理，往往只是一些离开树枝的落叶而已。孔子以编年史的方式表达的政治观念，证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过的，因此已经具有实践参证。 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有人在西边狩猎获得了麒麟，他听到以后，心中一震，说：“吾道穷矣。”他感到上天给了他一个信号，他已经靠近大限了。因为麒麟是仁兽，仁兽被猎，就意味着一个重要人物要结束他的生命了，他觉得这就是自己。于是，他那一天在《春秋》上写了四个字：“西狩获麟。”《春秋》就此结束。 《春秋》后面的篇章，是他的学生补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自己的“编年史”也结束了。他开始得病，得病以后更觉得自己真的要离开了，所以他唱了一首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下来了，梁木要断裂了，哲人要枯萎了。七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活了七十三岁。 先秦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但奇怪的是，“仁者寿”，智者亦寿，先秦诸子的寿命都很长。墨子活了###十岁，孟子八十四岁，庄子八十四岁，荀子七十八岁，比起来孔子算少的了。当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韩非子，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总的说来，先秦诸子以高寿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厦的建造，而这个思想大厦当中，最被历史记忆的还是孔子这座大厦。 ‖司晨：我记得鲁哀公还专门作了诔文悼念孔子，这好像是最早的诔文。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伟人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后，才纷纷醒悟那个人好伟大。 ‖余秋雨：这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活着的人总是有“争议”，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争议”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争议”结束，立即“伟大”。但孔子的死确实是一件大事，因此当时的葬礼比较隆重。 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庄严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第十一课 黄昏晚风萧条（3） 2009年09月25日17:19 孔子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他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的丧葬仪式之隆重，我们可想而知。 鲁哀公作为一个国君专门撰文悼念这么一个士，已经开了一个先例。但是，更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方式。这种守墓，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搬过来一百多家，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学生们就这样整整守了三年。本该告一段落了，但子贡还要继续再守三年。子贡守在那里，其他学生也来看望。结果，一个延续多年的仪式就构成了雏形。 ‖王安安：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仅是一代代学生们的纪念对象，而且成了很多王朝提倡的一个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亲自来扫墓。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的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都来了。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这个孔子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他的七十三岁，留在了他的著作和他的一代代学生们心上，而不是祭坛上；另外一个孔子是被偶像化了而膜拜的那个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尽管仍然是他的学说，但是由于挪移了重心和部件，使学说的本体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 ‖王安安：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是不是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孔子的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认识、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从宏观上讲，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的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奇迹。我认为中华文化作为古文化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与他的名字有关。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孔子的学说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这些人考上后拿了孔子的学说真的去做官，那么无论在考试层面、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这个孔子和原来的孔子是有距离的，他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的。 我们为这个事情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顾炎武先生说：“仲尼，一旅人也。”顾炎武先生自己也走了很远的路，最后终于体会到：孔子再伟大，在本性上只是一个旅行者，一个走路的人。这个称呼很亲切。由此可以庆幸，那个真实的孔子并没有失去，还有人懂得他。 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今天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孔子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牧笛：在我看来，孔子是后世读书人的典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人师表，垂范后世。当然，他的女性观在如今应该被抛弃了。 ‖费晟：孔子提倡一种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和核心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它和西方那种终极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两千年来所有的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都是以家庭为原点。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关系之间有任何苟且。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道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礼乐”仪式。整个国家像家庭一样和睦有序，充满温情和乐观，而且可以有音乐、舞蹈、诗歌伴随，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这个礼乐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过渡的桥梁，缺少实践者、评判者和监督者，无论是礼是乐，都缺少执掌者和引领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是他的社会理想的核心构建。大家从他的言论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 ‖裘小玉：君子之道的内容很丰富，例如确定了君子的人际交往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现在仍有价值。孔子的中庸之道则给君子之道提供了行为准则，那就是中和，不能偏激，不能走极端。 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2）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对。但遗憾的是，当他的学说被皇帝们推崇的时候，皇帝们只是看中了他的以家庭推演出来的政治图谱，全国就是一个家，我是家长，我的权威像天赋血缘一般不可动摇，所有的人都该像服从父亲一样服从我。 对于孔子学说的人格基础——君子之道，历代朝廷虽然也会讲，却不会由衷地重视和执行，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本身不是君子，他们更多地信赖丛林原则和好汉原则。 我在《摩挲大地》一书里面有一篇专门论小人的文章，在海峡两岸都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中，作为君子对立面的小人，势力太大了。君子，尽管被呼吁了两千多年，却还是“稀有动物”。我是个现代学者，但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国际学派中的概念可以替代君子和小人的划分。有一些西方学者也感觉到了这个区分，但怎么划分也没有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划分那样清晰有力。 ‖丛治辰：那篇文章我还记得，余老师在那里面讲到一个小人，为太子娶亲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实在太好了，就半路转了个身，把她献给正当政的国君。太子妃变成了太子的娘，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余秋雨：我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也包括外国的资料，来提醒广大读者，我们在区分社会上种种是非、善恶、利钝、真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背后的人格界线，也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比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更深刻。很多敌对营垒里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与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这种划分能够使社会历史从表层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来，增加一层关系高尚和卑下的人格坐标。 从一开始就醒目地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这是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优点。但是，这种区别在实践中很难掌握，往往只停留在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上。结果，很多读书人都自称是君子，即使不是也很难否定。读书读得幸运的，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官，大多会陷入权谋，权谋太过便成了小人政客，但是，“太过”的分界又在哪里？读书读倒楣了成了鲁迅笔下孔乙己这样的人，穷困潦倒还以君子自恃，天天用“君子固穷”这样的话安慰自己，但他们的生态已经造成了对“君子”这个名号的讽刺。 ‖刘璇：读书读得好的去当官，开始搞权谋，读得不好的就变成孔乙己。这样一想，真是叫人有点悲观。那如果读书人里都出不了君子，又该怎么办呢？ ‖余秋雨：我也有点悲观。正因为君子和小人的外部界线永远不清晰，因此真正的君子也只能埋没在小人堆里难于显现。 我只希望，那些埋没在小人堆里的君子能够互相认识。尽管周围都是密密层层的肩膀，但在肩膀和肩膀的缝隙中，却看到了一种与自己近似的眼神。 为此，我们还需要重温一下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划分。 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划分很多，我在这里只能随口说几个方面，例如在外部标志上，在人际关系上，在道义使命上，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在外部标志上的对比。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是无法掩饰的直觉形态。就像我们进一个屋子，还没有搞清楚里边究竟藏了什么，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敞亮的，还是局促的。君子为什么能够坦荡荡呢？孔子解释道，因为君子是仁者，所以不忧；君子是智者，所以不惑；君子是勇者，所以不惧。 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3） 2009年09月25日17:19 在人际关系上的对比，孔子讲了不少。例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可见他特别重视在人际关系中看人品。如果有一个大学者，著述甚丰，但细想起来，从来没有怎么帮助过别人，反而几度坏了别人的事，那么，这个大学者在本质上很可能是一个小人。在这些对比中，“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界线、“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的界线最为深刻。这两条界线，保障了君子们在和睦中的独立性，否定了小人们在趋同中的攀比，因此也证明了那种没有不同意见的千篇一律，只能滋生小人而不是君子。 在道义使命上的对比，孔子觉得最为根本。他提出了一些简明原则，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等，认为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基本点，在于能够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义和仁德。 你们看，虽然孔子并没有为君子和小人确立严格的定义，却从反复的对比中让大多数中国人感悟到了这两种人的差别所在。这是一笔延续两千多年的丰富精神遗产。我希望同学们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对比上投下更多的时间来体会。 ‖王牧笛：刚刚余老师讲的是君子之道，我知道孔子还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中庸之道”，它又该怎么理解呢？ ‖余秋雨：如果说君子之道侧重于人格论，那么中庸之道便侧重于方法论。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我估计，你们的父母一辈，甚至祖父、祖母一辈，都会有人误会中庸之道是不分是非地搞折中，是谁也不得罪地和稀泥，这完全搞错了。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有分寸、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其实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我特别需要提醒年轻学生的是，要认识中庸之道的意义，首先要认识极端主义的祸害。我们在说极端主义的时候，不能完全指称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实际上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极形态就是追求“痛快”，追求“危言耸听”；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的土地越逼越小。我见过发动农村族群械斗的首领“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目前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族群分裂主义者，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丝毫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世界上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能做的只能是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被佛光普照。 正因为这样，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道德。他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说，那些永远在玩弄极端概念、陈述刺激话语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这话，希望大家记住。我为什么历来不与极端主义辩论？因为心中早有孔子的这个判断。 学习中庸之道，我建议大家多读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篇，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记述的，很有价值。我在这里先为大家读一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一直认为，中庸之道，是21世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可惜很难让外国人领会。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第十三课 关于下一项记忆的争论（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在甲骨文、商代、老子、孔子之后，接下来应该讨论哪一个重大文化现象？这一定会引起争议，因为在攀越了几座无可争议的高峰之后，前后的大山很多，选哪一座都风光无限。但是，我们还是要为当代广大民众选一选。我希望听到不同意见，然后再来讨论。顺便还请说一说，文化记忆对一个民族而言，是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程度又是如何？ ‖丛治辰：我觉得文化记忆过多不好，过少也不好，均衡就好。就像某个著名的洋快餐广告语说的，均衡的营养对于我们才是健康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也是均衡一点为好。在讨论了甲骨文、老子、孔 子之后，我想下一个值得记忆的应该是与他们的思维有一点不同的，能构成一个互补关系的思想家，我推荐公孙龙。我的理由很简单，“缺什么补什么”，在整个中国文化长河中，逻辑学一直很缺乏，直到近代以来，许多大家像金岳霖先生，都要去西方学习逻辑学。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本身就有好的逻辑学传统，从公孙龙身上，包括从后期墨家身上，学一点逻辑学的知识，会让我们对近代的理性、近代的科学有更好的理解。 ‖王安安：我推荐的候选人是庄子。现在中国人对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各种画展、各种艺术展览都是人头攒动。但在大量外国艺术作品进入中国的时刻，我们不禁反思，为什么********没有艺术的精神和审美的精神？其实中国艺术的思想渊源和文化渊源是从庄子这儿来的。所以我认为庄子很值得大家研究和记忆。 ‖余秋雨：丛治辰的想法很有趣。但是，我们对于古代经典，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就像不能让我们年迈的曾祖父，去修剪花园的大草坪，尽管曾祖父年轻时务过农，而我们的草坪又一直杂草丛生，需要修剪。我们古代确实有过不错的逻辑学，这可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但是从实际的民众需要而言，则应该重新打造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现代逻辑学构架。我本人的逻辑学基础是从欧几里德几何学打下的，在这方面，不必要强调民族界限。 庄子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代表着一种后世无法取代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精神，是东方文明的标志之一，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比公孙龙更值得记忆。 ‖魏然：我认为韩非子也应该被记忆。在诸子百家的学说当中，真正脱颖而出，为统治者所采用并且成功实践的是韩非子代表的法家学说。中国古代形成发达的中央集权政治跟法家密不可分。 ‖余秋雨：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权中，法家一直是一个核心结构。麻烦的是，它太普及了，一种畸形的普及。法家提出的“法、术、势”，除了“法”的概念比较艰深外，“术”和“势”的概念几乎成了一般文化人读解中国历史的基本门径。权术、谋术、拉帮结派、造势炒作……成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低层领悟而渗入很多人的骨髓。直到今天，很多历史评论、文化演讲，包括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电影、小说，都很少离开这个格局。因此，我主张在学术上为法家正名，让它恢复作为一种古典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宏大内涵，但在民族记忆上，却应该淡化它，不要火上加油，不要继续张扬。 ‖丛治辰：作家阿城曾经说，“文化不是味精”，文化太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真正需要继承的是精髓性的文化。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主要还是应该继承孔孟学说的一些亮点，比如说“忠”、“孝”、“仁”、“义”、“和平”、“浩然之气”等。 第十三课 关于下一项记忆的争论（2）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如果缩小到只有孔孟之道，又太单调了。 ‖诸丛瑜：对不起，秋雨老师，您的观点和刚才发言同学的观点我都不能同意。我认为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立场的观点。普通民众的文化记忆的多少和内容都不是任何人可以为之选择和设定的，文化记忆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在新闻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选择性记忆，是说受众可能对新闻作选择性的记忆。我认为对于文化记忆而言，实际上也是一个选择性记忆的过程， 比如说，一个从小爱好军事的人，可能会对孔子、孟子没什么感觉，却会记住白起、王翦等人，一个喜欢水利的人则会记住郑国、李冰这样的名字。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由许许多多的个性化记忆组成的谱系。 ‖余秋雨：你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就是你把非常漫长的文化资源，当做全部摊开在广大民众面前可供挑拣的对象，其实不是这样的。一般民众不存在这种可以任意挑选的自由，由于教育和专业的局限，大家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资源，知道一点的又无从选择，因此，所谓无限个性化的选择，有可能是取消选择。就像我们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选举领导人，如果没有候选人，便完全无法实行。这里就出现了文化人的责任，为一个时代选择一个进一步选择的范围，并把选择的理由讨论清楚。这个过程，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魏然：那么我推荐一个人，他在几千年前就发出了个人主义的微弱呼声，他就是杨朱。我们中国一直是推崇集体主义的，他非常重视个人的价值。 ‖余秋雨：遗憾的是，杨朱留下的资料太少，我们不能了解他系统的论述。他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般认为是极端利己主义，但既然能在智者如云的时代成为一个思想流派，一定不会那么浅薄。他可能会认为，“天下”是一个空洞概念，因此也可能是一个虚假概念，而个体是实在的。安顿个体，不让他们制造“利天下”或“害天下”的借口，因此不随便拔毛，才会构成一种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秩序。——但这只是猜想。我们不能凭着猜想来选择记忆。 ‖刘璇：那我来推荐一位研究资料比较多的先秦思想家——孙子，尤其是他的“慎战”思想。孙子认为战争不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只是最后的手段。他说“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短兵相接、 攻城掠地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最下策的选择。战争是国之大事，需要谨慎。###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赠给小布什一本《孙子兵法》，他的寓意很明显。自布什当政以来，他在中东是“伐谋”不足，“伐兵”有余，孙子说“全城为上”，布什则是逢城必破。###主席送书的寓意恐怕在于——世界需要和谐，美国要懂得节制。孙子的“慎战”思想，是值得当今全世界重新记忆的。 ‖丛治辰：我倒觉得从文化记忆这个“高尚”的口袋中，最不应该拿出来的就是孙子。孙子心机太多，良知太少。当下孙子已经很泛滥了，处处是《孙子兵法》与商战、与市场竞争、与企业管理。我们已经把孙子泛滥化、庸俗化，甚至妖邪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孙子审慎地对待战争，我们也应该审慎地对待孙子。 ‖刘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正如你刚才所说，我们已经把孙子泛滥化、庸俗化，甚至妖邪化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还原本真的孙子，去看看《孙子兵法》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 第十三课 关于下一项记忆的争论（3） 2009年09月25日17:19 ‖王牧笛：但是对于孙子、韩非子，现在人们大肆宣扬的是兵家、法家的谋略智慧术，是些阴暗的东西，会带来严重后果。我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是一个强心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万小龙：各位，你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无论老子、孔子、孟子，还是孙子，都 是很精英化的人物，然而我们的老百姓到哪里去了呢？精英学者都在津津乐道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贩夫走卒，我们的引车卖浆者，他们的英雄肯定不是孔子，不是孟子，也不是孙子。他们有自己的偶像，从金庸小说的流行可见，武侠、任侠的精神，实际上是中国民间社会几千年来非常崇尚也非常渴望的精神，将这种精神体现得最明显的还是墨家，是墨子。王小波写过一本书叫《沉默的大多数》，我觉得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所想代言的那个平民阶层。他们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很庆幸有这样一个叫墨翟的人，代表了那一批沉默的大多数，使那个时代变得如此丰富、灿烂。无数标榜自己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的那批社会精英们，我想问问他们，你是否真正了解那批沉默的大多数？ ‖郭战伟：我也同意我们最该记忆墨子。除了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他来自草根阶层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强调实践性。这可能是中国文化中最为缺乏的一点。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都是崇尚空谈不讲求务实，而墨子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观点，他值得被记忆。 ‖王安安：刚才听了这么多同学的意见，纵览了中国先秦哲学史上如此多的思想家，令人疑惑的是几乎没有人提出“快乐”这个词。大家乐此不疲地畅言如何改造社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怎么样去搞定国家，搞定君主，搞定身边的人，几乎没有人提出要使自己获得心灵的自由，获得心灵的快乐。幸好我们还有庄子。在记住这么多“家”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要忘了庄子，不要忘了让自己的心灵获得一份宁静、一份快乐、一份自由，我觉得这倒是现在中国人最缺乏的东西。 ‖余秋雨：我赞成把墨子和庄子作为我们下一步谈论的重点对象。其实，在先秦思想家中，提出“人本善”的孟子和“人本恶”的荀子，都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因为他们为儒学提供了人性论基础。而且，还提出了“民本”、“王道”、“仁政”、“一天下”等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的政治学理论。但是，我们既然已经把孔子选为儒家的代表，就只能把他们放在那个大家庭里了。其实，他们在很多学术层面上，已经高于孔子。 墨子很容易被遗忘，却不该被遗忘。刚才刘璇称赞孙子的“慎战”思想，而墨子干脆提出了“非攻”，观念更明确了。他还提出过“兼爱”，这在中国思想界简直是空谷足音，因此直到近代，连孙中山、梁启超这些很有世界眼光的人，也认为中国最需要墨子。 至于庄子，正如王安安所说，他给人一种心灵的快乐。我要说明的是，庄子为心灵提供快乐的依据，一是自然，二是艺术，因此很“现代”，可以作为我们对那个精神极为丰裕的时代的终结，尽管在时间上，他并不是最后。 自然的诗化，诗化的自然，是最美好的精神出路。 第十四课 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今天我想先听听大家对墨子的印象。不必准确把握，只讲印象就可以。印象，也许是古人在今日世界的最终归宿。 ‖王牧笛：墨子的外貌似乎比较疾苦，是一个劳苦大众的形象。孟子说墨子秃顶，脚后跟由于经常走路是破的。庄子说墨子腿肚上没有毛，也没有肉，也就是我们说的骨瘦如柴。鲁迅写小说，写到墨子时，说这个人脸很黑，像个乞丐。 ‖郭战伟：墨子可以手脑并用，他一有想法马上就会付诸实践。准确地说，墨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 更是一位行动者、实践家。这在诸子百家中非常少见。 ‖王安安：墨子是一位仁者，也有孤胆游侠的气质。即使大家都不理解他，他还是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仅“言必信、行必果”，而且为了信仰可以抛弃七情六欲。 ‖余秋雨：能不能把他与我们说过的几个思想家作一个对比？ ‖王牧笛：不妨打个比喻，如果孔子是一只狮子王，墨子就是一匹领头狼。孔子强调某种高贵的生存态度，在这种高贵的姿态之下，对民众难免产生疏离之感。而墨子本身就来自民间，代表着平民化的生存态度。总的来说，我觉得墨子比孔子更有包容的生存态度，生存能力也更加顽强。 ‖余秋雨：关于墨子，我的第一印象是颜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说其他的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学派的理念和职能来命名，那么，墨家则用一种颜色发言，而这个颜色恰恰是他姓氏的色彩。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都做过考证，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为自己的姓氏，作为自己学派的名号，也就是承认自己代表着社会底层。“墨”，一方面指黑衣、黑肤、黑脸，社会底层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说“墨”是当时的一种刑法——墨刑，代表着比社会底层更艰苦的刑徒。 1928年，有一位叫胡怀琛的先生，提出墨子一定是印度人这个观点，这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一段争论。胡怀琛先生的理由是墨子流传最广的姓名“墨翟”，墨不是姓，翟也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的同音转借，这两个词都是对不知名姓的外国人的一个称呼。在当时中国对外国了解不多，觉得一个黑色的外国人，当然就是印度人了。而且，墨子的“兼爱”思想很有佛教的影子。但是佛教的太虚法师认为墨家的学说不太像佛教，而像印度本土的婆罗门教。有人便顺着这个势头进一步推理下去，比如卫聚贤先生，他提出不仅墨子是印度人，老子应该也是印度人。还有金祖同先生，他提出墨子应该是阿拉伯的###教徒。看到这些争论的文章我笑了，我们老一辈中国学者对国际情况了解得实在太少，却又把猜测和想象表述得那么武断。 墨子的颜色，是属于中国的纯粹的黑色。墨子的哲学就是一种高贵的黑色哲学。 如果说庄子的颜色是蔚蓝中的银灰，那么老子悠远的素白，就像天山的雪峰；孔子同我们的皮肤和土地相连，是正派的赭黄；韩非子是暗红，其中耀动着某种金铜的颜色……诸子百家的每一学派都在中国人的心头输入了一种对应的心理色调，每个人都可以调出各自不同的精神板块，这是诸子百家的深刻所在。而这个让今天的我们感到陌生的黑色，用它沉着的大气衬托出其他颜色的鲜明，使整个色板有了定力。 第十四课 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2） 2009年09月25日17:19 先秦诸子中不乏走过很多路的人，但他们毕竟一会儿牛车，一会儿马车，有的时候还坐轿子，但墨子只是靠双脚走路。最著名的一次是去楚国，劝阻一场伐宋之战，并跟公输般（即鲁班）辩论。这条路很长，它的起点在泰山脚下，而他的目的地是楚国的郢都，在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这就是说，墨子要穿过山东的一小半，再穿过河南全境，可能还要途经安徽，然后才到湖北。到了湖北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十天十夜，他全部靠走，走得脚上起泡，他只得从黑色的衣服上撕下黑色的布条，包扎一下之后继续走在黑夜里。就这样孤身一人，去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他成功地阻止了这场战争，于是他又走回来，走到被他解救的宋国。当时下起了大雨，他想到城门下躲雨，却被宋国的人赶走了。他在大雨中暗暗自嘲：一个人哪，靠大智慧救苦救难谁也不会知道，凭小聪明整天折腾谁都会认识他。 这个人，白天别人当他是乞丐，晚上别人睡着了他还在走，当其他诸子百家睡着了他还在走，为了民间公义，就那么质朴而笃定地奔走在社会底层。他的这种黑夜行走，看上去很孤独，其实他一直拥有一个与他言行相依的团队，组合成一种正义的集体力量。这样一个人，真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怀念。 ‖丛治辰：秋雨老师说到这里，我脑海中一下子跳出来一个形象，金庸《天龙八部》里的乔峰——一个穿着粗布衣服奔走在路上，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英雄。还有一个形象是金庸《鹿鼎记》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以替天行道为己任，有一个非常忠诚的团队，有他的帮规和信仰，为大家所拥戴。这两个形象的合一就是我理解的墨子——都体现出“侠”的精神，墨子正是一个侠客。《墨子?贵义》里面讲“万事莫贵于义”，他对“义”的追求，就是后来侠客精神的重要来源。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墨子和侠客精神确实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任侠精神在墨子身上获得了完善的体现。不过，一般侠客都没有像墨子那样有明确的思想体系，而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等一整套理论，比一般侠客的思想境界都要高得多，已经成为一位跨时代的精神导师。 ‖王安安：我觉得墨子虽然不是印度人，但他的形象很贴近印度的甘地，提倡清苦的日常生活与非暴力的和平主张，并不是整日刀光剑影、飞花落叶、人头落地。墨家的法规非常严苛，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实际上和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很契合，我认为比天地会、乔峰都要高很多。 ‖郭战伟：不，安安误会了。墨子不是 不要暴力，实际上他就是以武力作为基础参与到那个时代的生态中。如果没有暴力，便不存在“墨攻”的说法。我倒愿意从墨子身后的那个浓重的底色——他的团队来透析墨子。他们都是墨家学派的弟子，但存在着严密的效忠关系，某种意义上类似一个教团，具有宗教性。而且，这个团体也正是墨子的暴力组织，他们用墨家的战争经验直接参与到各国实务性的政治活动中。 ‖余秋雨：不错。墨子扎根泥土，没有书生气，不信任学术讨论的实际功效。他拥有一支以学生为主体的团队，这与先秦诸子的其他学派很不相同。其他学派也会有不少学生，有的师生关系还非常亲密，例如我们说起过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但墨子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的团队来说，他是精神领袖兼司令，指挥重大行动，而不仅仅是教师。这使他具有其他学派代表人物所不具有的力量。例如那次他步行十天到楚国去救宋国，看似孤身一人，却有一个武装团队作为强大后盾。因此，当公输般知道比不过他，隐晦地表示可以通过除掉他来取得胜利时，他就沉着地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已经全副武装地等在宋国的城头。由此可见，他的“非攻”思想是由盾牌守护的，他的这个“非”字，是一个包含着否决力量的动词。 第十四课 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3） 2009年09月25日17:19 ‖萨琳娜：我认为墨家团队有点半宗教的性质，然而他们不信奉某个特定的神灵，所以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宗教组织。但是它通过“巨子”制度形成非常严密的组织，有着共同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以及信仰，很类似于宗教组织。 ‖郭战伟：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墨家是有一种宗教情怀，它一方面施行军事化的管理，另外一方面通过某种半宗教信仰使这些人可以“赴汤蹈火、摩顶放踵”在所不惜。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墨家团队夭折了，之后的中国历史上没有了它的身影？ 难道仅仅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单一的神、一个崇拜的偶像吗，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万小龙：有学者认为，墨家是一个半军事化的教团组织。它为什么没有留下来，我觉得归根结底在于它的组织制度——巨子制，这种组织制度有“权”，作为团队的领导者，“巨子”享有足够的权威，甚至掌控了团员的生杀大权。这是它跟其他学派最大的区别，有权就必然产生争权，所以墨子刚一去世，墨家马上分为三派。儒家的老师对学生并没有那么大的人身控制权，没有权力就无所谓争权。 ‖丛治辰：我不是很同意你的观点。墨家分成三派，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八派，那可以反证儒家的争夺更厉害吗？我觉得墨家团队消失的决定性原因不在争权。 ‖万小龙：不可否认“巨子”制的弊端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这里有一个例证，在墨家后期有一个巨子叫孟胜，他和楚国的阳城君关系非常好。后来阳城君参与了楚国贵族的叛乱，孟胜就率领一百八十二个弟子帮助阳城君守他的封地，结果孟胜和他一百八十二个弟子全部阵亡了。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版本，说当时孟胜参与守城行动，但是阳城君逃跑以后，楚国来收回这个城，孟胜率领他的一百八十二个弟子集体自杀就“义”了，就是墨家强调的这个“义”。大量的墨家弟子，只能是巨子的随葬品，这个组织制度弊端太明显了。以现在的观点看，可能有点邪教的性质。 ‖余秋雨：我补充一个细节。这个巨子孟胜自杀以前，为了墨家团队的延续，他任命远方的田襄子接任巨子，于是派两个弟子去传达任命。传达完了，那两个人要返回楚国，像团队的其他成员一样自杀；田襄子说，现在我是巨子，我命令你们不能自杀。但那两个人还是不听他的命令，回来自杀了。因此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一方面说他们是壮士，另外一方面则又说他们是不听命令的人。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后续情节，可以知道墨家团队在纪律上的严格和由此产生的弊端。请注意，过于严格的僵硬，一定会造成机体内部的不协调，并由此产生断裂。 ‖萨琳娜：我记得钱穆先生说，墨学的衰亡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墨家追求一种彻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中国的文化类型，或者民族性里面很难彻底贯彻这样一种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讲“非乐”，不要音乐了；讲“节葬”，节俭葬礼，就连父母的丧礼也很苛刻，做得很彻底、很决绝，彻底斩断个人的家庭理念。这些思想和行为并不适应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 ‖余秋雨：我很高兴大家对墨家衰败原因能发表这么多高质量的意见。这个问题的学术分量很重，关及中国这片文化土壤对社会团体的容忍程度，以及社会团体和生态选择。我认为墨家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和权力化这两个方面。 极端化的弊端，我们在分析儒家的中庸之道时曾经讲了不少，墨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过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很小的地盘上，成了“悬崖上的悲壮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基本主张本来是面向底层民众的，但是，动不动就有多少年轻人集体自杀，这种行为就太不符合农耕社会家族伦理的普遍心理了，因此也突破了民众同情的底线，很难继续扩大队伍。 权力化的弊端，正是由团队的组织产生。虽然不是官场，却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制定规则、调配力量、执行纪律，这就使一个学派无法再在学理上创新发展而只能停步不前。正是在这一点上，墨家便远不如儒家的生生不息了。又由于权力，引起朝廷的警惕和防范，而自己又找不到足以维系团队生存需要的经济基础。这种严重的生存危机，墨家无法摆脱。 墨家无可挽回地衰微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伟大。就连促使它加速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着让人怦然心动的高贵。这又一次证明，伟大与成功无关。 我希望，我们能安排出时间，再讨论一次墨家。 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今天，我要借着墨子和墨家，说一说现代文化思维上的一个大问题。必须指出，我们上次提到的墨家的衰微，是从传统历史学的意义上说的。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上来考察，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一个重大的思想流派，最后成果是它对民间社会的渗透程度。而对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来说，则要看它在民族集体心理中的沉淀状况。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界和文化界，丢失在史官的笔墨间，而对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而论，却不是这样。中国民间许多公认的品质并不完全来自儒家，似乎更与墨家有关。例如—— 一、“言必信，行必果”的处世原则； 二、对朋友恪守情义，却又不沾染江湖气息； 三、对于危难中人，即使不是朋友，也愿意拔刀相助； 四、以最朴素、最实在的方式施行人间大道，不喜欢高谈阔论； 五、从不拒绝艰险困苦，甚至不惜赴汤蹈火； …… 请不要小看这些民间品质，它们虽然很少见诸朝廷庙廊、书斋文苑，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脾性”，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有关，与田头巷陌、槐下童叟有关。与它们相比，那些书籍记述，反倒浅薄。 这让我们想起一些现代武侠小说。它们正是把这种民间品质提炼成了现代成人童话，而广受华语读者的欢迎，拍成电影后也能让外国观众眼睛一亮。如果从历史学的刻板标准来衡量，它们好像缺少太多依据，但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衡量，它们反倒比历史学更真实。真的，墨家，更能吸引后世艺术家的兴趣。有人把这种武侠精神看成低俗，而我的想法正相反，一种游离于历史文本之外、却渗透在历史事实之中的民间精神潜藏，却在那里初露端倪。当然，只是初露端倪，而不是灿烂呈现。真正的灿烂呈现，有待于你们这一代，甚至你们的下一代了。 这种民间精神的最初概括，也曾见诸文本。我们今天讨论墨子的基本思想——“兼爱”和“非攻”。 “兼爱”的思想，和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不同。在那个时代，儒家和墨家对此就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墨子》一书里面有许多批判儒家的内容，后来儒家的孟子对墨子也有过很严厉的批评。 哪位同学能简单说一说儒家和墨家在爱的问题上的主要差别？ ‖丛治辰：墨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一些核心命题，其中对“仁爱”思想反对得尤其厉害。儒家讲究爱有差等，“亲 亲有术，尊贤有等”，也就是认为爱人要有亲疏厚薄的区别，而且是由己及人的关系，从爱我的亲人再到爱他人的亲人。墨家提倡“兼爱”，主张爱人要“远施周遍”，不应该有亲疏厚薄之分。 ‖余秋雨：儒家恰恰不能接受“无差别之爱”，所以孟子很不客气地批评墨家说，你们难道能把一个陌生人当做自己的父亲那样来爱吗？难道能把父亲等同于陌生人吗？那岂不是取消父亲？取消父亲是“无父”，“无父”的人就是禽兽。这种批评很激烈，脱离了儒家温文尔雅的风貌，有点上纲上线了。那么，我要问大家，儒家如此强硬地讲究有等级的爱，原因何在？ ‖王安安：儒家遵从周礼，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本来就是一套等级分明的价值与行为标准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影响下，儒家的伦理观不可能不“爱有差等”。 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2） 2009年09月25日17:19 ‖王牧笛：我觉得儒家的很多思考是以“家”为起点的，墨家则像是从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互敬互爱、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为思考出发点。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其实他们并没有在一个交锋点上。“仁爱”适合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兼爱”更适合墨家学派这样一个由巨子领导的半宗教化的团队。 ‖丛治辰：我认为儒家讲究有差等的爱，是源于现实可操作性的一种思考。爱这种东西是需要训练的，需要推此及彼，由近及远，因此自然产生一种级差。首先是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同事，然后再推远到爱陌生人。但如果不管是对一个陌生人，还是对一个熟悉的人，乃至对你的父母，你的爱都是同样的，做到“兼爱”了，即使不能断言你是虚伪的，那么其实也很难真正做到。 ‖余秋雨：都说得很好。你们的水平，已高于外面不少学者对同类问题的讨论。你们的优点是抓住了事情的“简单理由”。“简单理由”也就是“基本理由”，很多学者抓不住，只能靠引经据典、晦涩言辞来掩盖。一切低智状态总是以高智状态来装潢的，但真正的智者不喜欢云遮雾罩。 安安认为，儒家有等差的爱，出于他们的理想体系；牧笛认为，出于他们对社会的关注重点；治辰认为，出于他们对于可操作性的设计。这三方面，都说到了儒家做这种选择的合理性，都没有说错。 但是，产生的理由不等于产生的后果。儒家有等差的爱的后果如何？这是对这种理论的最好检验。由于儒家一直受到尊崇，因此这种后果也就有了两千年的聚集。如果要看当年墨家批判儒家是否有道理，就要用这两千年的聚集来回答。 事实证明，有等差的爱确实比兼爱更便于实行。按照儒家的设计，中国人把家庭伦理之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当这种家庭伦理之爱放大到朝廷伦理的时候，等差观念就远远超越了仁爱观念。等差把仁爱化作了敬畏、窥测、追随，变成了一种上下服从的行政文化。这种状况对于王朝体制的巩固、社会管理的强化有很大的帮助，但在中华文明的精神素质上也带来严重的缺漏。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仕子追求“忠孝两全”，也就是只把情感投注在朝廷和家庭两端。但是，对于朝廷和家庭之间的辽阔的中间地带，却很少予以关注。这辽阔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公共空间。有等差的爱，使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行为缺少明确引导。就像上次王安安同学说的，直到今天，中国游客在外国经常因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毛病受到抨击。原因正在于，他们未曾获得过在正常的公共空间对陌生人表达爱心的行为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明白，当年墨子正是要用兼爱来填补这些无爱的公共空间。墨子的形象，突然在我们的一次次遗憾中重新清晰起来。 有等差的爱，让人为了辨别其间的等差而不胜其烦。因此，不以亲疏为界，不以等级为阶，敞开胸怀兼爱他人，兼爱众生，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更新之道。在这方面，佛教和墨子，埋下了很好的种子。 由“兼爱”，必然会引致“非攻”，这里面有一种逻辑关系。墨子的“非攻”思想，包含着好几层意思，其中最显现在外的一层就是在一个战乱的时代反对战争。在这一点上，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一种比儒家更彻底的和平主义。儒家说，不要去追杀败逃的敌人，他们逃跑时战车如果卡住了，我们还要上前帮忙抬一抬，这就是儒家的仁爱。在墨家看起来，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任何攻击性的侵略行为都应该被否定，这就是墨家的“非攻”。 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3） 2009年09月25日17:19 墨子彻底反对战争，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劳苦大众的心理。从表面上看，上层社会说了很多“息忿止战”、“和为贵”的话，但都还想在战争中谋取名利。真正反对战争的，永远是劳苦大众。战争对他们而言，是做壮丁、当炮灰，背井离乡、抛尸千里。所以，当我们按照底层社会的普遍心理来考虑，墨子“非攻”的思想就很容易理解了。 ‖吕帆：按照秋雨老师的思路，能不能这样说，墨子并不仅仅是站在某一国反对另一国，而是站在一切被欺侮群体的方位上。因此，墨子的“非攻”思想，体现了一种被征服者的立场，是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和地位来说的。这种弱者的姿态和地位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失，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强者和弱者的区分，现在这个时代也存在这两个阶层，在这种意义上，墨子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虽然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往往无法实行，但是他替弱者一方发出了声音。 ‖余秋雨：我赞成你的这一视角，把“非攻”的意义扩大到了战争之外。这也牵涉到了社会的多数还是少数的问题。你所说的“弱者”，或者说被统治者，数量庞大，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历朝历代，固然每个时期看上去都有一些政治、军事上的被攻击对象，但是，永恒的被攻击对象却是广大的劳苦民众。即使是上层集团的混战，受到最大伤害的也是抛尸荒野的兵卒、颠沛流离的难民。因此，墨子的“非攻”思想，确实有一种追求社会公平的人文理想。相比之下，儒家的思路更贴近社会上层，对此不够彻底。 除此之外，“非攻”还有第三层意思，那就是拒绝中国集体文化心理中互伤、互毁的内耗习惯。这也是站在社会底层旁观上层互耗所产生的鄙视。上层社会能说出互伤、互毁的千百条理由，这些理由当然不能说服对方，为的是说服底层民众。但是，底层民众如果不是傻乎乎地看热闹，而是取得了自身立场，那么，必然会对那种内耗全然否定。一个“非”字，带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性，因此，社会底层反而取得了居高临下的整体判决权，有一种痛快感。 ‖刘璇：中国集体文化心理中的内耗习惯，是不是起源于中国人把战场的内移？中国文化不同于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战场一直不在外面，而在自己内部，而其他的民族就可能会向外寻求争夺的对象，把国人的目光引向一处。 ‖丛治辰：内耗当然不好啦，但是把“耗”引向外部，引到非洲、拉丁美洲去，那就好吗？ ‖王安安：中国先秦的学派大多包含了对斗和争的理解。儒家注重人际关系，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有很多争斗、内耗的成分。即便是道家在谈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时，其实也还暗藏了一种心机，那就是：以不争来争。就像秋雨老师说的，“兼爱”与“非攻”有逻辑关系，墨家正是从“兼爱”这个信仰出发，退守到 “非攻”，二者是前提和结论的关系。先是“兼爱”，别人的父亲和你自己的父亲应该同等地去爱，这样才可能不以自己父亲的名义，而去攻击别人的父亲。 ‖王牧笛：安安说得对，墨家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拒绝争斗、维系团结的根基，给出了一个团结的合法性的说明。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团结可能有两个根基：一是宗教的神，另一个可能是外在的敌人。中国文化中既没有对一个统一的神的信仰，历史上也比较少有强大的外敌，所以一直缺乏这种团结一致不内耗的根基。墨家恰恰给出了这样一种根基，从兼爱出发，以“非攻”为表现。 ‖丛治辰：在我看来，墨子的“非攻”思想非常值得赞赏，只可惜它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必然需要血与火的洗礼走向统一和强大。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经过一战、二战的惨痛记忆之后，和平主义的兴起才显得那么有价值。所以在今天和平主义主导的语境下，墨子的“非攻”思想也极其有意义。 ‖余秋雨：在难于实现的时代仍然大声提出来，并身体力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们不能永远成为“审时度势”的实用主义者，而应该在清醒了解周围环境之后，抬起头来看看天上永恒的太阳。 墨子的辛苦，在于眼见身边多的是苟且偷安、袖手旁观的人，但他还要埋头努力。这是一个信仰者才有的形象。《墨子》里有一段话，说家里有十个孩子，九个人都不劳而获，只有一个人在奋斗，这个人只能更勤劳，才能支撑这个家庭。其实，对一家是如此，对整个社会的大家庭也是如此。 《墨子》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长途背米的人坐在路边休息，站起来再想把米袋扛到肩膀上的时候却没有力气了，看到这个情景的过路人不管老少贵贱都会帮他一把，将米袋托到他肩上。但是，墨子说，眼下很多号称正人君子的人看到肩负着道义辛苦行路的义士，不仅不去帮一把，反而加以毁谤和攻击。他说，你看，当今义士的遭遇，还不如那个背米的人。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说到底，文化不是单纯地传播文化知识，更不是关起门来搞一些自得其乐的研究，而应该像墨子一样，传达一种信仰。这个黑衣壮士的信仰，就是“兼爱”和“非攻”。 第十六课 诸子百家中文学品质最高的人（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终于说到了庄子我很高兴。直到现在，我们讨论的一些中国文化奠基者，大多偏重于哲学和政治学，离文字都有较大的距离。当代民众由于古文化水平不高，一看到文言文就以为是文学，这是一种误会。其实在诸子百家中，思维品质高的人很多，而文学品质最高的，好像，也就是庄子。 但是，我本人接触庄子，却与文学无关。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我二十岁那年遇到了一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灾难，爸爸被关，叔叔自杀，全家衣食无着，我自己又在学校里受到造反派的围攻，真是走投无路，天天愁苦。这时有一位女同学告诉我，1957年，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九年之前，她爸爸被划为“右派”，家里也是一片痛苦，她爸爸就要全家读《庄子》。听了这个我本来并不熟悉的同学的话，我立即找了《庄子》来看。看了几天我渐渐明白，对付灾难，不能用灾难语法。世上有另外一种语法，可以让自己从精神上脱身而出，藐视灾难，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生，取得一种诗化的自由。这个阅读经历极为重要，对我今后的人生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你们知道我以后又经历过大量磨难，却能一直保持着达观的心情，直到今天还能如此开心地与你们谈庄子，这都与庄子有关。 ‖王牧笛：秋雨先生的经历让我想起，庄子本身也遇到过很大的灾难。他的妻子去世了，他的好朋友惠施去看他，发现庄子不但没有哭泣反而在鼓盆而歌。惠施说：你不哭也就罢了，还唱歌，是不是太过分了？庄子说：她刚死的时候，难道我会没有感慨吗？但一想到人最初本来就没有生命，不仅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元气。人的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她都已经安息于大自然之间了，我为什么还要哭泣？现在我每次想到庄子，都会联想到两句话，一是海德格尔说的“人，诗意地栖居”，还有一个是歌名——《白衣飘飘的年代》，都是一种美丽的生命状态：达观、逍遥。 ‖何琳：前几年网上流行一个“小鸡为什么过马路”的思想游戏，由网友代各位故去的思想家进行个性化的回答。比如，柏拉图会说“为了寻找更高的善”，达尔文会说“为了寻找更好的进化坐标”，拿破仑的答案是“不想过马路的小鸡不是好鸡”，孔子拒绝回答，曰“不知人，焉知鸡”。面对“小鸡为什么过马路”的困惑，我觉得 庄子一定会取消问题，鼓盆而歌：“那只鸡好快乐啊。” ‖王安安：可庄子是否真的快乐呢？当他在濮水钓鱼的时候，楚国想重用他，派人来请。庄子说：“楚国有被祭祀的神龟，它是宁肯死了享受被祭祀的高贵的名声呢，还是想活着游弋在泥涂中呢？”来人说当然活着快乐。庄子说：“我还是垂钓自由自在。”庄子宁可选择做身上背着盔甲、活在泥潭里的乌龟，可我总觉得这表明了他的一种痛苦，这是庄子作为一位哲人的孤独感、寂寞感。他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对话的同时代人，在战国纷争的年代，他所谓的快乐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谁又能知道他坚硬的盔甲下面是怎样一颗柔软的心呢？ ‖余秋雨：安安提出的问题很深刻。但是，庄子毕竟是庄子，比安安更加深刻。对他来说，不存在你所说的“真的快乐”“真的痛苦”，甚至，也没有你所说的“孤独感”“寂寞感”。尽管在我们看来，他必然是孤独和寂寞的，但他对此已经无所“感”。对于自由与不自由，肮脏与干净，在他看来也是相对的。对于盔甲的坚硬和内心的柔软，他也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例如，他会认为，当盔甲是柔软的时候，内心就坚硬了，但是，柔软的盔甲和坚硬的内心一样，都是没有意义的，否定自身存在的。 第十六课 诸子百家中文学品质最高的人（2） 2009年09月25日17:19 ‖金子：听秋雨老师一说，确实明白了庄子独特的深刻性。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哲学家，对社会管理有什么意义？在儒家看来，只有做官才能实施良好的社会管理。庄子是不想做官的，但在做官和个人自由之外有没有另一个空间，可以让民众有一个更好的憩息场所？ ‖余秋雨：庄子不在乎社会管理，只在乎精神管理。其实他对精神也不想管理，只不过客观上能起到这种作用。 我们可能受儒家、法家的影响太深，习惯于质问每一种文化的政治功能。其实，文化有比政治更大、更高的职能。 硬要说社会管理，老子、庄子的哲学也能提供一种近似于“无为而治”的简约管理，这在历史上某些需要休养生息的历史阶段也很重要。例如汉代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这样，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记述的政治理念，如“重柔者吉，重刚者灭”“至正者静，至静者圣”等，很接近老庄哲学。唐朝的王室，也有类似的理念。由此可见，即使是伟大的汉唐文明的构建，也不完全出于儒家和法家思想。 总之，老庄哲学是想把人世拉回到本来状态，结果反倒超过了别的管理方式。 ‖丛治辰：我也觉得庄子哲学不在于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自我指向的，不怨天尤人，不在外部找原因，而是探讨如何从自我突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庄子现在正在谈恋爱，庄子不会找一个特别浪漫的环境，他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在心中生发出一种非常浪漫的情调。 ‖余秋雨：这个例子举得不太精彩，但是我欣赏你在说庄子时用到“情调”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他真正在意的，不是社会的结构秩序，而是生命的诗化情调。 庄子与老子有渊源关系，但又比老子讲究诗化情调。这种特性，使他成为诸子百家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一位。 庄子的诗化情调和文学素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想象力，二是寓言化。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 庄子在想象力和寓言化上都表现出对于一般真实的脱离，对于直接结论的脱离，因此是其他学派所不敢用的，因为其他学派免不了要在“可信性”、“真实性”上说服人。庄子没有这种企图，反而从大家拥挤着的理性讲堂退回到感性花苑，放纵自己的感性来激发别人的感性。人们也许会误会，以为理性比感性深刻，而庄子则轻松地证明，理性的最后救赎之地还是感性。想象力使庄子遨游于南溟北海，又把自己设想为宇宙间似人非人的无限力量，这就使他的智慧获得了真正的文学形态。请记住，离开了基于自由感性的巨大想象力，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想象力的凝象体就是寓言化。我多次论证，文学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与一般童话中的寓言不同，一上来就表现出一种仰天俯地的哲学规模。但这种规模毕竟由自由感性和想象力支撑着，因此在本质上还是文学，或者说是一种哲学化的文学。 寓言化的基本结构是象征隐喻。A不仅是A，而是B加C加D、E、F、G……直至无限。正是这种由有限通达无限的机能，使文学和哲学获得了思维尊严和审美尊严。 我的这些话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因为我已进入到另外一个独立的思想领域即美学领域。这需要以后抽时间专门讨论，今天点到为止。下面希望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印象最深的庄子寓言，也算是一种温习吧，在讲述的过程中体会庄子的多方位魅力。 第十六课 诸子百家中文学品质最高的人（3） 2009年09月25日17:19 ‖王牧笛：庄子在寓言中好像很喜欢借用“鸟”。比如他曾经讲过，有一只海鸟停在鲁国的大海边上，鲁侯就把这只鸟请回了太庙，给它喝最好的酒，听最好的音乐，吃最好的肉。可是这只鸟非常害怕，不吃不喝，三天就死掉了。这是一个有关“自然”的讲述，一切刻意的人为和加强都是违反“自然”的，也违反庄子所展示的那个诗意的、自由的生命状态。 ‖王安安：我想到了“骈拇”的寓言，讲的是正常人的手掌只有五个手指，一个人如果贪心，希望再长出一个手指，这不符合自然的状态，也毫无用处。联想到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慈禧一顿饭要吃一百多道菜，可是没有一道菜真正给她带来快乐。人为的多余，违反自然之道，这是为庄子所痛斥的。他用“骈拇” 这个比喻，来批评儒家刻意追求“仁义”行为，也是一种违反自然并且毫无用途的东西。 ‖金子：《庄子?齐物论》中有一个养猴人的故事。有一年粮食歉收，养猴人就跟猴子说，现在早晨给你们每只猴子三个橡子吃，晚上吃四个。猴子听了——不行不行，早上怎么比晚上还少呢！养猴的人于是说，那这样吧，早上吃四个，晚上吃三个。猴子听了之后就特别开心了。庄子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实际上世间许多东西，从很多角度来看，并没有质的区别。这个故事就是成语“朝三暮四”的来源，不过后来似乎与“朝秦暮楚”用混了。 ‖何琳：还有一个“盗亦有道”的寓言。有一个大盗叫做跖，他手下人问他，成为大盗有什么窍门。盗跖说这里面窍门大着呢：在屋外就能知道屋里有多少财富，就是圣；第一个冲进去抢夺，就是勇；最后一个离开，就是义；判断能不能进去就是智；分配均匀就是仁。这五者不备不能成为大盗。 ‖余秋雨：庄子所说的“盗亦有道”，与我们后来用这个成语时的意思很不相同。他幽默地完成了对儒家道德体系的“解构”：道德家们最喜欢用的那些命题，用在负面人物身上也完全合适。你看，对盗也可以蒙上五德的光环——圣、勇、义、智、仁，但它整个系统的根基却是盗。这种解构方式不是否定社会上的基本是非界线，只是嘲讽了那些过度地强加给社会的种种企图。一切违反自然的行为和口号，立即可以走向它们自身的反面。 由此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很多评论家的“文艺评论”，条条规则，例如“动静结合”“有虚有实”“凤头虎尾”“起承转合”之类，放在任何一个彻底失败的作品上也完全合适。 ‖丛治辰：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说庄子去楚国，路上看到一个骷髅，他就用马鞭敲敲，问这个骷髅说：“你是不幸遭遇什么灾祸而死的么，是战死的，自杀死的，还是老死的？”说完就枕着骷髅睡着了。梦里那个骷髅对庄子说：“你问我的灾祸都是生人的累患，死人是没有这些忧虑的。告诉你死人的情形吧，不瞒你说，我现在觉得挺高兴的。你看你整天招呼上级下级，不吃饭你饿，不穿衣服又冷，你实在挺辛苦的，哪有我快乐。我根本就没有这些烦恼。”庄子说：“那我要让神灵将你起死回生，让你跟你的父母、妻儿、邻里一起过日子，你愿意吗？”骷髅忧郁地说：“说实话我还真不愿意呢。我何必放弃现在的快乐，去挑起人间烦恼的重担？”庄子在这个故事里泯灭了生死的执著。死亡并非是恐怖的，死亡将结束一切畏惧，无所谓喜忧。我觉得这种生死观也是庄子哲学的一个很重大的元素。 第十六课 诸子百家中文学品质最高的人（4）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优秀的寓言总会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给大家带来很大的精神解脱。你们的争相讲述也诱发了我，对我年轻时具有启蒙意义的是《秋水》。这个篇名跟我的名字有点关系，所以感到特别亲切，抢先拿来阅读。一读，眼界大开。你看河神多么有气势，奔腾万里，浩浩荡荡，从河神本身的角度看起来，“我”似乎什么都具备了。但是一流到北海，情况完全变了，“我”难道就是那么小的一条河？海是烟雾渺茫的一个存在，“我”只是加入它而已，而且加入以后完全不见痕迹。于是河神和海神有了一段对话。河神觉得自己以前认定的重要东西，现在却显得非常不重要。海神就告诉他，你能够走出那么小的空间来到更大的地方，有这样的感觉很好，但你要明白我的局限：海和天相比，那又是太小太小了。在一次次的对比以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任何判断都是相对的，我们能够共同对话的层面也是相对的。 庄子认为，要获得这种眼界，很困难。但是，因为是眼界问题，你也不能去强迫他们，只能让他们去。用自己的眼界强加给他们，又是不自然的事。他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井底之蛙，你没有办法同它谈海，它被空间束缚了；夏天的虫，你不可能给它讲冰，因为它被时间束缚了；那些孤陋寡闻的文人，没法给他讲真正的大道理，他被一大堆从小接受的教学话语束缚了。按照庄子的说法，大家都在自我作践，把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越折腾越小。这样的人那么多，庄子无奈地说，不必和他们讲话。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换成孔子和墨子，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定要讲，而且要用尽各种方法来感化你。庄子觉得完全没法讲明白，你能把空间的束缚、时间的束缚、教育的束缚都取消么？取消不了，那么再讲也无效。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庄子》呢？那是他获得精神自由的自我记述，也想让少数同道获得启发和共鸣，仅仅如此而已。我认为，这种无奈状态，又是一种比较正常的文学心态。现在作家中那些一会儿想刺激天下，一会儿又抱怨民众不理会自己的狂躁心理，与正常的文学心态相去甚远。 最后我要简单说一说庄子在东方美学中的特殊地位。他提倡“物我两忘”的境界，是东方美学对世界美学的重大贡献。我们过去习惯讲述的所谓“血泪醮笔端”“愤怒出诗人”等，当然也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美学境界上等级很低，更不是东方美学的主体。多读庄子，会使我们更多地领略东方美学的至高境界。另外我还必须说明，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寓言象征”是西方现代派文字所独有的特征，那是一种片面的说法，庄子对此提出了否定。我写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本《艺术创造论》就提出，现代世界第一流的文艺作品，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寓言结构，而在古代，最早进入这种寓言结构并立即显现成熟风貌的，是中国的庄子。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om - 手机访问 m.bookben.com--书本网【annie23】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